但是當人生走到某一個階段，你會突然之間反思，我曾經拍一部戲賺過一千多萬港幣，后來賺了一千萬美金。因為你變成一個公眾人物，越來越知名的時候，你周圍的環境就變了，很多企業家、名流都會接觸，政界、商界都會接觸。你發現這些人，一個股票打了個電話就是幾十億、幾百億，像基金經理，都是投資這個30倍收益，投資那個50倍收益，數據概念完全不一樣。物質真的能給人安全感嗎，還是只能給予一定程度的安全感和幸福感呢？
1997年的時候，我就看到很多身邊的百億富翁們苦惱滿天。我記得特別清楚，我不能提他的名字，他是幾十億、上百億美金身價的人。我陪他早晨跑步，他七十多歲了，跑步的時候很痛苦地跟我說，連杰，你看我這大兒子真不爭氣，二兒子真的有才能，就不聽我話。他很痛苦。所以你會發現佛家、道家、儒家思想其實很多都在探討，真正快樂的是你的內心，而不是物質本身。我們要駕馭這個物質，而不是被物質駕馭。我們現在的人，太多人反方向走了，就是缺乏對生命真正的認知。
所以我花了7年時間，日以繼夜地在研究這個東西。比如科技，我們以前的人8小時工作，下班就回家了。現在因為有了高科技，有了電腦、手機、短信、E-mail，無端端地把我們的工作時間從8小時延續到14、16個小時。臨睡覺前還看看明天干什么。高科技帶來了大量的資訊，提高了創造財富的機會，但是同時也給我們帶來了太大的壓力，所以才造成如今的局面。為什么人類每年死于自殺和憂郁的病人比死于戰爭和自然災害的都多，每年將近100萬人是因為這個而放棄生命的，這是太遺憾的一件事，其實那個時候我就開始研究很多這方面的問題。
1塊錢不少100萬不多
主持人：您覺得您承擔這個角色是當之無愧，也是很適時的，是這樣嗎？
李連杰：我覺得做任何事如果成功，需要中國人說的天時地利人和，大的環境各方面的因素。比如說，我們在80年代改革初期，去做這種事可能不現實，因為大家基本的溫飽還沒得到解決。鄰居、朋友結婚，我們能送的就是一個臉盆、一個暖壺，只能送一些我們力所能及的東西，我們自己都還面對物質的缺乏。
不僅僅是中國，任何一個發展中國家或發達國家，你會發現在它經濟騰飛了以后，城市基本溫飽解決了，其實這個市場就具備了。因為每一個人都有一種善良、慈悲，或者叫愛心的這種本性。當自己的溫飽解決了以后，這種社會力量就具備了。
我在2005年做了大量的全球市場和中國市場調查，美國一家頂級公司幫我做大陸的市場調查，叫貝恩，麥肯錫幫我做臺灣的，BCG(波士頓咨詢)幫我做香港的，全世界最大的3家咨詢公司幫我去調查中國人想什么，中國人愿不愿意做慈善，為什么中國人不做。大約花了6個月時間。如果是一個真正運營的企業，你要請這樣的公司做一個13個人的團隊，半年的工作社會調查，大約要100萬到200萬美金的成本。他們是給我們免費的。當時我調查的數據是說，平均高中教育程度的人年捐款能力在34塊人民幣，大學畢業的大約在100到200、300之間，博士生和研究生或者更高的社會白領階層的人基本上年捐款能力可以到450塊左右。那我的定位反而是1塊錢，自覺自愿的，我覺得這才是真誠的和持久發展的。如果走一個形式的，可能只能做一兩個月，兩三個月。
主持人：我覺得您調查的非常嚴謹，對精神方面您是怎么樣考量的？您覺得中國人的心理承受能力是怎么樣子的？
李連杰：基本上95%以上的人都愿意做，是因為在他的能力范圍之內，所以愿意做。但是大家為什么不做，有幾個問題：第一，沒有一個公信力非常強的慈善組織。第二，捐款不方便，不知道怎么捐。第三，沒有透明的結果。就是我捐了以后，真的解決問題了嗎？還是在過程當中就被吃了、喝了、花了、用了，這錢有沒有真的有一個結果出來。第四，沒有一個持續捐款的文化。也就是說水災來了我捐一個，你沒有一個基金呼吁我平時老捐，你沒有告訴我原來每天都要捐，或者每個月都要做，因為我們一直在等待事情發生了再做，沒有任何一個慈善組織鼓勵我，我為什么每天都要做。壹基金必須要解決這4個問題，只有把這4個問題解決了，它的基本善款就可以有序進入了。
主持人：您還記得第一筆基金，第一塊錢是誰的？
李連杰：來自于幾個朋友。在香港是來自于幾個朋友，在大陸也是來自于幾個朋友。
主持人：第一塊錢是誰的？
李連杰：說不清，一塊錢很難計算。因為我們更注重的是人的參與，不是金錢的多少。我從來不去計算得與失，我覺得到了我這個年齡，到了連在海嘯中死了都不怕的時候，就什么都不怕了。在那兩年中我跑遍了全世界高等學府、高等基金會去拜訪，包括世界衛生組織、國際紅十字會，探討全球最先進的經驗，花了多少學費，多少吃住交通，這個都是有成本的。我請了多少中國法律界的精英去研究國務院的管理條例，將來基金法的可能性，中國的法律結構，因為你做一個好事你不能犯法，你只有把它研究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