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兒子高考過線被退檔 父親懸賞十萬征內幕
2010年1月28《南方都市報》報道，廣東珠海家長蘇金坤的兒子在2009年高考成績明明超過西南財經大學的提檔分數線8分，而且也服從專業調劑，卻仍被退檔；而不少分數較低的考生卻被錄取到該高校就讀。看著兒子委屈的樣子，作為父親的蘇金坤心里非常難受，較真的他把該高校告上法庭，希望得到一個明白的解釋。一審敗訴后，他決定求助于網絡，發帖懸賞十萬尋找知曉內情者。
蘇金坤在網上采用的是實名發帖，他說，“我覺得這不是見不得人的事情，我可以接受全國人民的監督，只要在約定期限內提供有價值的舉報材料，都可以拿到獎金。”蘇金坤這次網絡懸賞，希望有網友能夠舉報西南財經大學2009年全國范圍的招生錄取舞弊行為。
但是沒有人能夠拿到蘇金坤懸賞的獎金。專家分析，按照西南財經大學的招生章程上的規定，其專業錄取實行的是“專業清”規則。西南財經大學“錄低不錄高”并沒有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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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家長提出警示，認真研讀高考規則十分重要，超過最低提檔線且服從調劑并不能保證絕對不會落榜。
二、根據一志愿學校的落榜點填報第二志愿
2010年5月2日下午晨霧應邀在北京交通大學舉辦的“2010年北京高考填報志愿講座”上做了題為《如何根據一模成績排名填報志愿》的講座。晨霧在講座中除了詳細講述了依據考生的排名填報高考第一志愿以外，首次提出了“根據一志愿學校的落榜點填報第二志愿”的觀點。
過去專家們在談到二志愿的填報時，常常提到的是二志愿學校的選擇要與一志愿學校拉開一定的梯度。這個梯度應當多大？比較常見的說法是40-60分，也有說30分的。這種籠統的梯度說法實際上是不科學的。因此晨霧引入了一個“落榜點”的概念。
什么叫落榜點？如果一個考生填報第一志愿服從調劑，落榜點就是那個填報的志愿學校的提檔分數線。為什么？如果他的分數高于那個分數線，他就被一志愿錄取了，用不著再上二志愿了。只有他沒考好，低于那個學校提檔分數線了，才會掉到二志愿。如果考生一志愿不服從調劑，落榜點就是一志愿學校所報最低專業的錄取分數線。只要考生分數低于那個專業的分數線，就會直接推擋無需調劑。
有了落榜點，就可以根據落榜點確定二志愿的主打志愿學校。原則所選主打志愿學校的二志愿最低錄取分數線不應高于一志愿的落榜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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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志愿填報是一個十分不好把握，而有不可隨意放棄的事情，常常給家長帶來很大的困惑。“根據一志愿學校的落榜點填報第二志愿”的觀點的提出使問題更加清晰化。
三、讓“高考槍手”案的真相水落石出
根據2010年6月中國青年報的報道，從2009年11月到2010年6月7日、8日全國高考期間，中國青年報記者經過長達近7個月的暗訪調查，在北京發現一涉嫌組織高考“槍手”跨省替考的團伙。其組織“槍手”進行替考操作的專業性之強、分工之明確令人震驚。
據組織者稱，他們組織高考替考“已干了好幾年”。記者調查發現，該團伙已形成一條完整的高考替考鏈——在北京從重點高校中尋找大一、大二學生充當“槍手”，經多次測試達到“槍手”標準后，再由專人帶隊到外省進行高考替考。
經過近7個月暗訪，經歷了諸多斗智斗勇的短信、電話、面談、考試，中國青年報記者將活躍在北京知名高校、以巨額報酬作為誘餌進而涉嫌組織高考跨省替考的事件披露出來(6月10日中國青年報)。一時間，人們既為配合記者調查、親身參與臥底的高校學生龍劍(化名)捏把汗，更為這一事件背后可能存在的替考黑幕所震驚。
根據記者調查，這是一群專門盯著清華、北大等重點高校的所謂“高端”替考組織者，牽頭者“許老師”聲稱替考是為了“領導的孩子”，在辦理準考證、替換照片等手續方面“絕對安全”。據其透露，只要考過600分，就會得到一臺電腦，最多可拿到7萬元獎勵。應該說，這樣的條件對于很多沒有收入來源、經濟條件尚難獨立的學生而言，不可謂不誘人。所謂“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個別學生為此鋌而走險，幫助替考團伙得逞。
在為參與這一事件的大學生可能毀掉學業和人生前途而憂慮的同時，更該追問的是：制造這一替考事件的人究竟是誰？他們背后會有著怎樣的權力勾結。根據一般的認知和常識，如果沒有既能一擲千金、又能手眼通天的“家長”配合，沒有教育、公安等社會管理領域“內部人”的一路綠燈，要想進行這樣規模、程度的高考替考，幾乎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從目前披露的情況看，在一條看得見的“利益鏈”之外，很可能隱藏著一條看不見的“權力鏈”。
經過近7個月的暗訪，媒體記者和臥底考生所體現出的勇氣和韌勁固然可加，他們所提供的替考團伙的汽車牌照、身份信息、照片尊容還有內容確鑿的短信往來，都可以成為進一步突破真相的證據。這一事件通過媒體披露漸漸浮出水面之后，已經對有關公安、教育等部門提出了緊迫和現實的要求。公眾也有理由懷疑，在疑云重重、疑點眾多的替考團伙背后，隱藏著需要偵破和核實的內幕交易。是被動等待，等到社會輿論不斷追問、輿情洶洶之下，才啟動調查程序，像近年來云南的躲貓貓、上海的釣魚執法等事件一樣；還是主動出擊，搜尋證據，通過強有力的執法偵辦、調查和介入，讓過往的涉嫌不法行為得到追究，讓真相水落石出？這既體現著執法者的法治意識、執行能力，也考驗著公平公正的社會底線。
媒體報道中有這樣一個標題，就叫《“許老師”后臺有多硬》，展示了替考組織者在說服考生時介紹的替考背景、運作過程和權力底氣，讀來不能不讓人震驚。無論組織者手段如何嫻熟，門路多么廣闊，其涉嫌違法的自信，終究來自于所謂的“領導”。而如此蠅營狗茍的奸巧，又終究是拿不上臺面的。一旦暴露在陽光之下，無論是誰，無論官多大，必然會受到輿論的譴責和法律的無情追究。正因為如此，我相信，在這一事件面前，執法部門的腰桿有多硬，“許老師”的后臺倒臺就有多快；公眾期待真相的渴望有多強烈，最終實現社會公正的腳步就有多快。
面對高考舞弊和替考黑幕，公安、教育等部門沒有任何理由懈怠和放松。只有不放過任何涉嫌違法的蛛絲馬跡，才能讓真相浮出水面，也才能對組織替考者和可能牽涉其中的官員，進行堅決而有力的查處。而實現這一目標，又有必要成立層級較高的調查組，進行公正和嚴肅的調查，從而給出一個讓公眾信服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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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這個社會，高考還算得上一塊相對公平的凈土。但是發生這樣的事情確實觸目驚心！老百姓呼喚公平！但是從2010年6月媒體披露到現在半年時間過去了，我們沒有看到公安、教育部門的任何作為。這件事情也許就這樣沉寂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