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正值流感高發期，不少患者扎堆到醫院輸液，抗生素濫用問題再度引起關注。近幾年，國家陸續出臺政策推動抗生素的合理使用，二級甲等以上醫院抗生素的使用率已明顯降低。但在基層地區，連日來不斷有讀者投訴“被濫用了抗生素”，《生命時報》為此展開調查。

　　湖北恩施：小孩一年至少輸液三四回

　　家住湖北省恩施市某縣城的羅女士對輸液習以為常。她告訴記者，當地不管是小孩還是大人、老人，哪怕是咳嗽、發燒、感冒等小問題，去到醫院，十之八九醫生都會說“輸液吧”，而且一輸就是五六天。

　　她今年5歲的女兒，3歲前經常扁桃體發炎，一年少說也要輸液三四回。每次做完一些檢查后醫生便讓輸液，從來都沒有打過針，也很少推薦吃藥，更沒有交代過輸液可能帶來的隱患。“我們也知道輸液不好，但孩子吃了三四天藥，往往沒效果，為了讓她不那么難受，只能選擇輸液。一般醫生讓輸五六天，我都會只讓先開3天的量。”羅女士說。

　　羅女士還表示，在該縣城，無論是私立醫院、鎮醫院還是縣人民醫院，都是“主推”輸液，且都無法報銷。她認為，經濟利益是重要原因。以某私立醫院為例，輸液一次需四五十元，五六次少說也得200元，而打針、吃藥則少得多。每次去，她都看到在一間50平方米左右的房間里，放了五六排藍色椅子，至少三四十個小孩擠在那里輸液。

　　安徽六安：一半病人自己要求輸液

　　在流感高發期，記者在安徽省六安市某公立醫院調查發現，病人打“吊瓶”的現象很普遍，有的人甚至早上6點多就排隊占位掛“吊”瓶。一間20平方米的房間里，坐了十幾位輸液的患者。

　　在采訪中記者了解到，醫院中有一半病人都是按照自身經驗，一到這里就要求醫生輸液，甚至直接說出抗生素名稱，要求開藥、打針、輸液。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醫生告訴記者，來這里輸液的患者，最小的尚未滿6個月，只是普通感冒，但是家長看著孩子難受很心疼，認為孩子小，抵抗力差，一定要求打抗生素。“其實有些是不需要輸液的，但我們勸不動，不給用藥家長就發火，認為我們不負責任。”她還表示，有些鄉下的小診所不負責任地大量使用抗生素，部分醫務人員自身對濫用抗生素的危害缺乏認識，家長見治療效果明顯，反而認為醫生醫術高明，再生病時就毫不猶豫地要求用抗生素。有的醫生甚至為病人同時使用兩到三種抗生素。

　　河南鄭州：不讓輸液還受抱怨

　　家住河南省鄭州市金橋社區的何女士細數了一下，從1月份至今，短短10個多月內，她跟女兒竟然掛了將近30瓶“水”。

　　何女士今年重感冒兩次，牙疼一次，患急性腸胃炎一次，共掛了8瓶“水”。女兒雖然只有3歲，但體質較差，今年共患感冒、發燒等病癥10次，其中服用藥物治療僅2次，其他8次都在醫院或診所掛“水”，平均每次2至4瓶，差不多掛了20瓶“水”。“我知道抗生素不好，但不打不行呀！一是醫生都開這個，我又急著工作，能有啥辦法。”何女士說，女兒一旦感冒就會連續好幾天發高燒，不輸液根本壓不下體溫。因此，每次女兒一有不舒服，就會帶她上醫院或診所輸液。

　　一位基層醫生說：“現在我們這種診所都用抗生素，太普遍了，感冒發燒基本就是開頭孢、掛吊瓶。”她表示，每天大約有20個的感冒患者，真正需要使用抗生素的病人不到5人，可堅持要頭孢和輸液的就有一半以上，不給開還受埋怨，你說我們該怎么辦？

　　專家呼吁：監管抗生素不能走回頭路

　　在全國合理用藥監測系統專家孫忠實教授看來，導致目前基層醫療機構依舊濫用抗生素，最根源的問題就是跟收入掛鉤。孫忠實說，大醫院有設備、化驗等收入來源，藥費一般只占40%的比例。但對基層小醫院來說，設備等跟不上，就要在開藥方面動腦筋。另外，部分基層醫務人員的專業素質和業務水平有限，對抗菌藥的認識沒有深化。一些醫生認為老百姓看病求的是“短平快”的心理，錢別花太多，但見效要快。為了迎合這種心理，抗生素、激素、維生素和輸液這“三素一湯”成了很多基層醫院開藥的標配；最后，基層地區老百姓的健康素養普遍較低，他們把抗生素當作萬能藥，一病就吃，甚至主動要求吃，混淆了抗菌藥和抗炎藥的概念。

　　孫忠實表示，基層醫療機構在國家醫療體系中的地位非常重要，但就目前而言，他們還處于弱勢地位和發展階段，需要在各方面加強管理，讓抗生素的節制跟上步子，不走回頭路。他強調，最根本的解決措施是加強各級管理部門的監管力度，制訂嚴格的開藥規定；其次，加強基層醫療機構和基層醫生的培訓，重視繼續教育；第三，提高基層醫生的工資待遇，在經濟上有所保障后，才能避免他們因為利益關系在開藥上“另謀出路”；最后，也是必不可少的一點，就是加強科普教育，提高老百姓的健康素養，改變他們的用藥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