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牛津物理系發論文老板排名在最后
1995年物理學界有件大事，美國三個小組幾乎在同時得到了玻色愛因斯坦凝聚——愛因斯坦75年前預言而實驗上尋找了幾十年的東西。誰都清楚，這是個一定拿諾貝爾獎的工作。其中之一的Randy小組，為了證明他是第一個做成功的，在實驗結果上先后作出兩次不同的解釋，這個做法在學術圈里被認為非常的不專業。這件事情的后果，不僅讓他失去了6年以后的諾貝爾獎，而且波及到他在學術圈的聲譽。十幾年來，雖然Randy兢兢業業的做科研，但每每有新的成果發表，常受到同行的質疑。有一年美國原子分子物理年會，要獎勵優秀博士論文，提名三個學生，其中一個是Randy的，我那時在場，就覺得Randy的學生這次肯定要吃虧。果不其然，優秀論文獎由兩個學生分享，Randy的學生偏偏沒拿到。我跟Randy有幾面之緣，面試過他的博士后，申請綠卡的時候請他寫過推薦信，后來開會的時候也一起吃過飯。Randy人到中年，十幾年前的鋒芒畢露已看不出來痕跡。談起那次失誤，他倒是看得開了，但告誡學生們，這是個教訓，不要用科學的嚴謹性來挑戰學術的良心。
想起另外一樁事情，那時候我們一些人寫一篇投給《自然》雜志的文章，大家一起在德國開會，老K因為工作繁忙，只派了博士后和我去。文章寫完，自然要把老板的名字掛上，拿給老K看。老K看罷說他沒有參與太多的實驗和討論，還是不要寫他的名字好。但也有不同的例子，在伯克利那會兒，隔壁教授繆勒以前是朱棣文的學生，近兩年發表的文章里有位合作者跟我相識。我便問起這位作者的近況。繆勒竟然說他兩年前就離開了，到哪里他也不知道，但因為以前這位老兄在實驗上花了很多功夫，所以最近這次實驗上發的文章，一直還有他的名字。
牛津物理系有個排名的習慣，即將畢業的博士生最前，輔助者其次，博士后再其次，老板最后。我一直以為這是定則，但這些年聽說國內因為導師占據學生的研究成果而署名在前，多多少少讓我吃驚了。對待名譽和排名多少從容些，不失是個做老板的樣子。
出國那會兒，我是個改良派，現在算是個保守派。對國內的情況，我們這些新海歸不熟悉不了解不知道，東方有東方的風俗，西方有西方的文化。空投回來指指點點的，難免會對不住打拼著的同胞，所以只去講些故事，既沒有批評誰的作風，也沒有改變現狀的宏圖志愿。事情慢慢來做，要想好起來，頗要有點鋪路工人的韌性，不矯情，不懈怠，萬里之行，由此做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