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要提中國模式
國務院學位辦副主任郭新立受邀為會議做報告，他談到了自己“對過去100年中國高等教育發展的認識”：中國的高等教育已站在了一個新的歷史起點上，到了可以更好地把握規律的時候，到了形成自己特色的時候，也就是世界一流大學的中國模式。
盡管，他認為，我們的大學在學術領軍人物、在拔尖創新人才的培養、在自主創新能力等方面，與世界一流大學還存在很大的差距，但他還是樂觀地判斷：“通過中國模式的發展，我們現在具備了向世界一流大學沖擊的較好基礎。”
南京大學校長陳駿忍不住向郭主任提問：世界一流大學看起來有多種標準，是不是存在中國模式？為什么要提中國模式？郭新立的回答讓人聽起來覺得有點勉強。“中國要建設世界一流大學，一定要體現中國的元素，打下中國的烙印，你說這是不是中國模式？”他說，“我認為從中國的發展出發就是中國模式”。
接下來幾位談到中國模式的大學校長，都沒能對它作出清晰的界定或具體的設計，但這并不妨礙他們對此寄予厚望，并高調以類似于口號的形式提出。
清華大學教授秦暉在他的最近一篇文章中對中國模式作了大致的限定：如果我們在所謂的西方，即從美國到瑞典的那些國家歸納出某些他們共有的特點，而這些特點中國恰恰沒有。同時，中國又有一些東西是那些國家都沒有的。那大概就是中國模式了。如果以此來衡量中國大學的辦學之道，我們又能得出什么樣的結論？
有人認為，大學校長們的中國模式論其實反映了他們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急切心情和試圖告別生活在西方陰影下的想法。楊玉良校長就希望中國一流大學能有文化自覺與文化擔當。他對中國的高等教育發展長期處于學習、模仿、追隨西方的狀態表示不滿。“如果我們不擺脫這種外部價值觀的統治，發展中國的大學，就很難改變其依附和從屬的地位，而站在世界知識體系的中心和前沿。”楊玉良憂慮地說，如此一來，建設一流大學就是空話，就是一種自娛自樂，關起門來自我安慰性的東西。
在這位校長看來，突破的關鍵在于，我們的一流大學建設一定要走出中國特色的新路。他充滿激情地說：“中國的大學應該是獨立自主的大學，應該獨立自主于西方設立的規范和限制，應該是堅守和體現出中華民族文化特征的大學，而不是世界一流大學的學舌之鸚鵡。”因此，他認為，對今天中國的一流大學來講，除了要爭取世界各國大學成功的兩大要素：大學自治和學術思想的獨立自由，還要加上“我們自己大學的文化自覺”。文化自覺是費孝通先生提出的概念，意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對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即明白它的來歷、形成過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發展的趨向。
清華大學副校長袁駟列舉了世界一流大學的某些共性，如若干學科處于世界先進水平，教師隊伍中擁有一批國際一流水平的學術大師，具有優良的大學精神和先進的教育理念。同時每所一流大學都為本國本民族作出了突出貢獻。他說：“在這樣一個民族國家時代，沒有超越國界的大學，他們對人類的貢獻，首先在于對所在國家實現現代化或者保持強盛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因此可以說，中國的大學要成為世界一流，首先必須贏得國內的普遍認同，僅從這一點來看，它們距離世界一流大學的標準還有不小的差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