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然看到了另一種可能”
芝加哥大學的全美民意調查中心發布的年度調查報告顯示：美國2009年培養的研究型博士，本科畢業于清華最多，其次是北大，第三位才是美國本土的加州伯克利大學。
無怪有人如此換算：自1978年以來，有106萬中國學生留學海外，僅27.5萬人回國。流出海外的78.5萬青年才俊，相當于30所北大、30所清華的所有在校本科生。
“以前，國外的學校來我們學校招生，我們都是看在面子上，給他們兩個尖子，幫他們拉拉生源。2003級送往Cambridge Tutors College的學生就屬此類。但現在人才流失，已經越來越低齡化。”吳小新說。
王文一是吉林實驗中學高二的學生，即將到來的八月砥礪著他做出的，也許是人生第一個重大選擇。
目前在湖南信息奧林匹克國家隊“備考”的他，從初三下學期開始便休學在家，專致競賽訓練。這個早慧的學生，面對死板的學校教育難以打起精神。但對于自己感興趣的“圍棋、文學之類的東西”，又無法從課堂得到滿足。
“我并不想全心全意把精力放在競賽上。”王文一欲言又止，高一上學期半年的美國高中交流生活，似乎拓展了他人生的界限。“相比Huntington那個安逸的小鎮，我們這兒實在是太浮躁了，我整個人被清零了的感覺。”
“美國”和旅美之行中結識的“那個女孩”，似乎合成了一個在他面前恍惚的曼影，“我顯然看到了另一種生活的可能”。
這個宣稱自己一直在想一個問題，又要等到八月以后才能“好好想想以后的生活”的孩子，在談到參加奧林匹克大賽的時候用的詞居然是“責任”。
升學的壓力本不該在他考慮的范圍之內，因為被許諾了：獲得奧賽前20名，保送進入清華大學，20至30名進入北京大學，30至50名進入復旦交大，“而我初二的時候就可以進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的。我想過去美國留學，但絕不是為了逃避壓力”。
“你要知道一個男孩子心里有了一個女孩子之后，會有一些‘鋼琴、水墨’這樣的愛好”。但回到現實，他要面對的是進入奧賽前20名的“責任”。
波士頓教育集團副總裁黃，也曾與王文一有著相似的經歷。他從湖北省理科實驗班保送進入北京大學，本科畢業后赴哈佛攻讀博士學位。術業專攻物理，而事業則落在了出國留學咨詢。在他看來“你大學出去，很可能已經晚了，在中國接受教育是一件很危險的事”。
沒趕上公派留學年代的他，感嘆自費留學時代的到來，低齡化留學趨勢的出現，才證明了中國人自發地重視優質教育資源，尊重一種獨立人格和自由思想的培養之可貴。
中國社科院《全球政治與安全》報告顯示，中國正在成為世界上最大移民輸出國。而不同于第一撥混雜偷渡客的底層勞工和第二撥國門初啟之時的洋插隊，新世紀移民潮的主力由新富階層和知識精英組成。
陳之問的父母都是高級知識分子，分別從事材料和機電方面的研究。她選擇建筑學的專業，最初也有平衡父親的理工科偏好和母親的文化愛好之意。
陳之問坦言：“父母從小學開始就希望自己能去國外接受高等教育。”而上海實驗中學劍橋教育中心主任章良接觸到一半以上的低齡留學生，都身處中產家庭，父母多是外企高管、國有事業單位領導、公務員。“很多父母本身就在國外取得了碩士、博士文憑，他們從自身的留學經驗出發，希望更早把孩子送出國，更融入國外的教育體系。而并不是謀求將來的經濟回報。”
吳小新校長分析道：“目前接受留學教育的孩子，他們的父母正當四十上下，不少人趕上上世紀90年代初的移民潮。因為長期旅居國外卻很難獲得文化認同，更讓他們意識到對孩子的教育，要系統地接受和學習國際化的思維方式。”這批家長現在有不少已返回國內，等孩子到了一定年齡之后，再選擇海外陪讀。
棄考留學生的跨地域流動也蔚然成風，目前上海的留學培訓學校中，約有一半為外地生源。“這固然有外地高考壓力更大的原因，但是國外優勢的教育資源才是吸引力的根本。”章良說。
今年高考平均錄取率是62%，而上海的高考錄取率接近九成。09年84萬棄考生中有21%的人將要走上留學之路，在上海、北京等留學教育興起較早的地方麓集，形成一個個隱于市的“棄考留學移民”群落。
把雙休日都耗在留學教育展上的王女士，有備而來地用小拖箱裝了滿滿一車資料，她要為華師大一附中初中剛畢業的女兒，安排一條十拿九穩的成才道路。學校的排名如何？是否能保證申請成功率？是她費了千百遍口舌的問題。
然而，兩天下來，在她耳旁環繞的，卻是一位留學中介的反問：“如果以你孩子的能力上不了清華北大，有什么理由一定要上美國的一流名校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