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云南省教育廳廳長羅崇敏發微博稱：高考“狀元”在各自的事業上幾乎都沒有什么大的建樹，與社會預期相差甚遠。據說，我國改革開放后，約2000多名高考“狀元”，現在沒有一個成為所在領域的領軍人物。羅廳長的“發現”，引起媒體關于“狀元”的又一陣熱議。
其實，高考“狀元”職場表現這一話題由來已久。2009年，中國校友會網發布《中國高考狀元調查報告》，經過對1977-2008年全國各地區高考“狀元”的求學和職業等狀況的調查，所得出的結論和羅廳長的發現高度一致。從近年來涌現的“杰出政治家校友榜、院士校友榜、杰出人文社會科學家校友榜、富豪企業家校友榜、長江學者等頂層人才榜”上，也都未發現高考“狀元”的身影。公眾由此疑惑，“狀元”職場表現同社會預期相去甚遠，是“狀元”自身的問題，還是社會對“狀元”的期待有問題？
有人認為，“狀元”即使沒有成為著名人士，但“在自己感興趣的領域內取得成績和進展，擁有和諧美滿的家庭，不斷提高個人修養等，這不能不說也是一種成功”，因此，應該“以平常心待之”。意思很明確，“狀元”沒問題，而公眾對“成功”理解有誤，對“狀元”的期待有偏差。
當然，任誰都不敢說“人生幸福”不算成功，但任誰也不敢說——這樣是否對得起“狀元”稱號及其背后的國家投入。
公眾對高考“狀元”的過高期望，來自于中國教育本身的許諾。因為我們一直以“出人才”為教育的國家目標，教育規劃綱要也在培養更多“人才資源”上加大了筆墨。既然如此，如果高考“狀元”不能適當轉化為職場“狀元”，豈不等于說基礎教育在生產“考試人才”上高效，而在未來“職場人才”的準備上低效甚至無效呢？如果承認教育為社會經濟發展服務的宗旨，那么，作為基礎教育的“優質產品”——“狀元”被期待有超出同齡人的職業表現，不也順理成章嗎？國家給“狀元”以優先選擇高等教育優質資源的機會，不正是希望他們日后產出更大的經濟、社會、文化和政治效益嗎？“生活幸福”對他們個人而言堪稱“正果”，但國家對教育資源配置在“狀元”身上反映的“投入產出比偏低”，也應該“以平常心待之”嗎？
既然對“狀元”的社會期待沒有錯，那是否“狀元”錯了，因為自身不努力，所以導致職場表現欠佳？有些評論確實是這樣推理的，比如找出“狀元”在選擇學校、專業和職業方面的種種問題。這樣的推理經不起推敲。沒當上“狀元”，甚至沒進過大學，卻取得傲人成績的成功者不在少數，僅僅學校或專業的選擇哪來這么大影響？
真正的問題出在教育體制上：我們期待教育產出的人才，同學校實際產出的“狀元”之間存在巨大差異。學校培養出來的“狀元”，通常只是考場翹楚。如果其能力結構未能在高等教育中得到及時而有效的糾正、改善和完善，那么，高考能力越強，職場表現越差，不但可能，而且還是大概率事件。
自然界有個規律，越是特化的物種，越是難以適應環境的變化，越是難以繼續自身的進化，越是容易在環境巨變中被淘汰。現在“狀元”比“非狀元”總體上略勝一籌，已相當不易。這說明大多數“考試專才”仍能通過日后大學學習和職場努力，突破過早“特化”所造成的人生困境，走上健康發展之路。就此而言，他們雖然無法成為“職場狀元”，但仍能享受幸福美滿的生活，已算“得成正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