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中先，法國文學翻譯家、《世界文學》主編7月21日，原文翻譯《十日談》第一人、著名翻譯家王永年去世，引發國人對翻譯界的關注。近年來，我國文學翻譯面臨窘境，老一代翻譯大師相繼離世，新一代翻譯人才青黃不接，一些翻譯作品錯譯、漏譯不斷甚至面目全非。在幾乎“全民學外語”的當下，為何卻難有好譯著？
近日，法國文學翻譯家、《世界文學》主編余中先，就國內文學翻譯的現狀接受了中國青年報記者專訪。
出版社急于求成 翻譯作品粗制濫造
中國青年報：您認為當前文學翻譯的總體狀況如何？
余中先：國內文學翻譯人才“青黃不接”的狀態是公認的，懂外語的人大多不愿意搞文學翻譯。除了翻譯英語作品，好的譯者很難找到。老譯者一般都在翻譯或重譯經典作品；中年譯者則忙于教學、科研、行政管理；年輕的能勝任翻譯的人，又有很大的經濟壓力，很難看得上稿費微薄的翻譯工作。有的出版商就隨便找幾個粗通外語的人對付，這樣譯出來的作品質量自然難以保證。
此外，我國文學翻譯選題不平衡，小語種譯著嚴重缺乏。現在學英語的人太多了，把所有學其他語種的人加起來，可能也不到學英語的人的20%。我也做編輯，見到的英語作品譯稿通常還可以，小語種作品譯稿水平就比較差。但人家有興趣去翻譯就不錯了。
中國青年報：為什么年輕人不愿意做文學翻譯？
余中先：文學翻譯稿費低是主要原因。做同聲傳譯的人，一天能收入五六千元甚至上萬元，這相當于花幾個月時間做文字翻譯得到的報酬。嚴謹的譯者翻譯一本書要花上一兩年，通常只有千字60元的稿費，很少有人能把文學翻譯當成人生理想而不計報酬。
目前文學翻譯的學術價值也被低估了。很多大學外語系老師不愿意搞文學翻譯，除了錢少，也因為這與他們評職稱沒有什么關系。搞翻譯會耗費大量時間精力，又不能作為一種學術成果被承認，這傷害了他們的積極性。
還有，現在出版速度快，校稿力度往往不夠，一些譯者擔心譯稿出錯被別人抓住不放，毀了自己的名譽。于是，他們就不愿意從事文學翻譯工作。那些“丟過臉”的譯者，就更不愿意再翻譯了。而口譯不同，很少有人會翻錄音查口譯者的錯誤。
中國青年報：在您看來，為什么一些出版社重速度不重質量？
余中先：翻譯出版現狀是一流的選題、二流的翻譯、三流的編輯。在國外暢銷或獲獎的書，出版界馬上就注意到了，但譯本卻不一定好。因為要出一本外國圖書，先要向外國作者付較高的版稅，出版社就不愿意多給譯者稿酬了。選定某個選題以后，出版社為了趕在最有利于銷售的時機推出圖書，必須抓時間搶速度，就找來多人翻譯。這樣一來，譯稿在遣詞、選句、文筆風格、前后統一方面都會有不協調的問題，難免出錯。很多出版社又缺乏懂外語的編輯人員，不少譯稿并沒有經過嚴格校對就出版了。這樣出來的書質量可想而知。
另外一個問題是，因為中國市場很大，出版社覺得哪些書好賣就跟風翻譯，比如雨果、大仲馬的作品一再重復翻譯，這是一種浪費，依我看有四五個譯本就夠了，現在有十五六個譯本，讀者摸不著頭腦，不知道哪個譯本好。
翻譯人才需要扎實的中外語言功底，了解作品的社會背景
中國青年報：以現在的狀況看，我國會出現像林紓與王壽昌合譯的《巴黎茶花女遺事》、劉遼逸翻譯的《戰爭與和平》那樣有影響力的譯著嗎？
余中先：不好說。一方面，不同社會時期人們的需求不同。很多文學譯著的價值是需要時間沉淀的。比如，劇作家塞繆爾·貝克特的《等待戈多》，如果是在18世紀，人們不會認為它是經典作品，而認為是荒唐的東西。以前中國社會發展很平緩，根本意識不到什么叫做“等待戈多”，現在突然發現城市堵車了，我們居然毫無辦法，大家都在等待，才對《等待戈多》產生了共鳴。
另一方面，現在是消費社會，文化產品極大豐富，很多人崇尚娛樂，覺得書籍能給自己帶來快樂就可以了。不像我們年輕時，人們對文化產品特別饑渴，拿一本書就要讀透，一本好的譯著在當時會產生相當大的影響力。現在可能會有一本譯著讓人覺得特別好玩而廣受歡迎，但出現能夠感動和震撼社會的作品尚待時日。
中國青年報：您認為出版一本好譯著需要具備哪些條件？
余中先：總的來看，一本譯著能否獲得很高的評價，跟原著本身和譯者的翻譯水平都有關系。翻譯人才需要有扎實的中外語言功底，此外還要對自己的工作和所譯作品有興趣，有熱情。在翻譯某部作品時，譯者要了解其社會背景，忠于作者的文字風格。比如，翻譯法國小說家巴爾扎克的作品，就要充分了解19世紀資本主義社會的狀況，和巴爾扎克犀利、批判的文風。最后，還要有時間的保證、出版社團隊的協作，好譯著才能出來。
翻譯協會、作協、文聯等組織應注重對翻譯人才的培養
中國青年報：對于解決目前翻譯人才缺乏的問題，您有什么建議？
余中先：培養翻譯人才是一個系統工程。我認為，文學翻譯應當專業化。尤其是小語種，大學外語系應當增加人文社科類的課程，培養學生對于文學的興趣，而不是只注重培養學生對語言本身的掌握。
對于那些真正有興趣從事文學翻譯工作，并且已經有一定經驗的人，翻譯協會、作協、文聯等組織可以進行著重培養。以前，我參與過跟法國使館合作的一個培訓項目，就是給中國35歲以下，有過翻譯經驗的譯者開講座培訓，他們的譯稿經專家修改后再發表。雖然這些工作影響有限，但它能起一個帶頭作用，給上進的譯者一個提升的機會。另外，出版社應該提高稿費。讓譯者獲得與勞動相應的報酬是對人才的尊重。
中國青年報：著名語言學家、文學家季羨林，曾多次呼吁設立國家翻譯獎。國家應該怎樣創造一個有利于文學翻譯人才成長的環境呢？
余中先：文學翻譯成果的價值應當得到肯定。一方面，國家應當多設立有力度的翻譯獎，并保證評委的水平。即使獎金不多，這份榮譽能讓譯者得到肯定和鼓勵。另一方面，在當前的職稱體系下，國家應當允許翻譯成果與教師評職評優掛鉤，以提高高校教師的翻譯積極性。
法國有些經驗值得借鑒。法國重視“文化輸出”，但不是簡單地推出好書并組織翻譯，而是讓翻譯者和出版者自由選擇，哪些書值得翻譯并推介到國外，法國相關機構再對這些作品作出評估。其中，有文化和學術價值，但出版發行困難的作品，相關機構就給予資助和扶持，而對暢銷書則一般不會資助，這部分由出版社徹底走市場路線。
中國青年報：請您給青少年推薦幾本優秀的文學翻譯作品吧。
余中先：我推薦傅雷譯的《約翰·克利斯多夫》，還有周克希譯的《包法利夫人》，馬振騁譯的《蒙田散文集》，我自己譯的奈瓦爾的《火的女兒》。這些都可以看一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