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中國的一些著名的高校開始大規模提出國際化的概念，直至現今，國際化幾乎成為中國商學院不二的選擇。然而，盡管中國商學院近年來在國際化道路上付出了不少努力，但國際學界對中國管理界的認同度是否出現顯著提升，卻需要打一個大大的問號。反而，不少商學院在不斷追求國際化的同時，卻離中國本土市場越來越遠。
國際化的現實憂慮
“新加坡國立大學近年來全球排名不斷上升，他們的計劃是未來五年進入全球前25強。但是非常有意思的是，一位新加坡主管教育的官員，卻向我們感嘆道，盡管國立新加坡大學在全球排名的確不斷上升，但是他們卻遠離了新加坡政治和文化的發展現實。”
上海交大安泰經管學院黨委書記余明陽教授日前在出席2012第五屆“管理學在中國”學術研討會時，談到的這段經歷發人深思。
近年來，國內各大商學院幾乎都在走著相似的國際化道路。其中包括爭相進行三大國際認證，大量引進具有海歸背景的教師。學術成果以美國權威管理學雜志計算，與國際著名商學院聯合招收學術學位和專業學位的學生，開設全英文課程和雙語課程，大規模選送青年教師國外進修，每年在國內舉辦數百場國際研討會……然而，這樣的國際化真的符合中國自身需求嗎？
“國際化是否等于美國化，我們是否必須用美國人的語言，用美國人的研究方法，研究美國人感興趣的問題，在美國人認可的雜志上發表成果。”針對這種現象，余明陽提出了自己的擔憂，“近十年來，中國各大著名的商學院在歐美管理學期刊發表的論文數字激增，每年都有巨大量的突破。但是具有核心原創性成果的論文和產生影響的鳳毛麟角。我們努力走國際化的道路，但是國際對于中國管理界的認同度并沒有顯著提高。”
遠離本土需求
瀏覽國內著名商學院的網站可以發現，學院教師隊伍中“洋面孔”越來越多，即便是黃皮膚、黑眼睛的也有大部分是擁有海外名校管理學博士學位的華裔教授。此般華麗的教師隊伍配置卻導致了國內商學院的另一個擔憂，那就是本校和本土畢業的優秀博士生幾乎很難留在本校發展，這也使得他們在讀博士期間只能向實業發展，進而促使本土畢業的博士生整體質量下降，這對整個中國商學院的研究水準都是一個不小的打擊。
“香港科技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幾乎都走了這個國際化道路，但實際結果卻將學校辦成了亞洲的美國大學，或者美國名校商學院的亞洲分校。他們的學生需要有更長的時間在畢業以后適應本國本土的環境和市場需求。”余明陽表示。
更令人擔憂的是，在中國商學院不斷追求各種國際認證的同時，中國企業界卻離商學院越來越遠。甚至有企業界人士調侃稱，“商學院的教授就是把人人都知道的事情說得誰都聽不懂。”而從當前各種EMBA、EDP項目的現實情況來看，前來上課的老總們、副總們比起學習知識和掌握技能，似乎更傾向于建立人脈、拓展業務、尋求合作。項目課程就這樣變成了“企業家俱樂部”。
“商學院畢竟是研究現實問題的基地。”余明陽指出，“正如著名的醫學院需要基礎醫學和臨床醫學要均衡發展。而中國的商學院因為臨床環節的薄弱，導致商學院遠離中國的市場環境。”
教學改革勢在必行
余明陽認為，中國商學院要在國際化的道路中尋找到一條適合本土市場的道路，中國商學院教學模式就必須進行改革，而在探索改革的方向時就必須做三方面的思考。
首先，作為商學院必須重新考慮價值取向和社會責任問題。管理學必須要不斷順著環境的變化而變化。正如哈佛大學商學院對于MBA的教育定位和價值取向做了幾次重大革命性調整。
第二、商學院研究管理，應該在真正的管理上為中國的高校作出表率，否則商學院的教育和培養將缺乏說服力。而商學院現實管理狀態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學科界限深入鴻溝，課題選擇雕蟲小技，缺乏戰略性、原創性、根本性、系統性的規劃架構。因此，商學院到了需要頂層設計的時候。
第三、關注商學院的個性化，只有構成自己的獨特性才能形成不可替代性。余明陽認為，中國的頂尖商學院目前的發展千篇一律，各學院做的發展戰略規劃幾乎可以通用。而這方面美國的頂尖商學院的個性化建設方面值得我們學習，哈佛堅持案例教學，芝加哥大學執著追求理論體系，耶魯關注社會管理，斯坦福關注創新創業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