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勞動者正在成為勞動維權的主力軍，他們主張權利積極，權利訴求也較中年勞動者更多、更細、更專業。日前，北京義聯勞動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下稱“北京義聯”)公開發布了《勞動維權現狀分析與發展趨勢預測研究報告》，報告在總結了北京義聯成立5年來處理的4146個案例的基礎上，歸納出了新生代勞動者的上述維權特征。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歷年發布的《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事業發展統計公報》公布的數據顯示，自2010年開始，全國勞動爭議仲裁機構受理案件數量明顯增加。《勞動合同法》、《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等對勞動者利好的法律法規相繼頒布實施，使得勞動維權更具實現的可能，刺激了勞動者的維權意愿。
從2007年成立到2012年10月底，北京義聯共處理法律援助申請4146件，為勞動者挽回各項經濟損失1.38億元。對于符合法律援助條件的申請者，北京義聯在能力允許的情況下都盡量提供法律援助，因此，北京義聯歷年代理的法援案件數量，可以基本反映出勞動者向北京義聯提出法援申請的情況。
根據申請的數據，排在第一的是勞動報酬爭議，有50.09%的勞動者提出了此項請求，勞動報酬統計項含拖欠工資、克扣工資和加班費。勞動報酬爭議排在首位，說明當前勞動者的權利保障仍處于較低水平，最基本的勞動報酬權都無法得到尊重和保障。加班費爭議在整個勞動報酬爭議中所占的比例較高，占該項的一半左右，說明加班卻不支付加班工資的現象在勞動用工中較為常見。
排在第二位的是勞動關系相關的爭議，有近一半的申請人提出了此類請求。這是因為：一方面，勞動關系之爭貫穿勞動爭議的始終，其成立是其他許多請求的基礎，至關重要。另一方面，勞動關系爭議范圍廣、種類多，包括確認勞動關系、解除合同的經濟補償、未簽訂勞動合同的二倍工資、要求簽訂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等。其中，涉及未簽訂勞動合同(含確認勞動關系)的爭議占到了勞動關系爭議總量的34.21%，離職經濟補償的糾紛占到了勞動關系爭議總量的67.61%。這反映出，雖然《勞動合同法》實施已近5年，但企業貫徹落實法律的自覺性仍然較低，非規范用工的現象仍較為普遍。
排在第三的是社會保險爭議，此項爭議指未依法參加社會保險的賠償、社會保險待遇(工傷待遇除外)爭議。由于政策性限制，勞動者一般無法對用人單位不繳納社會保險的行為進行起訴，只能向勞動監察部門舉報。36.13%的申請人提出了此項要求，這既說明勞動者對自己的權利有了一定認識，也反映出一種無奈：用人單位不為職工繳納社會保險的現象是普遍存在的，處于弱勢的職工在崗期間不得不放棄自己的權利，而日常的行政監督常常是缺位的。
被提出較少的是其他勞動保障爭議，如要求未休帶薪年休假的賠償、病假工資、待崗生活費等。此類請求屬于勞動爭議中比較“前沿”的部分，尤其是主張對帶薪年休假的補償。2008年《職工帶薪年休假條例》開始施行，是一項較新的權利。而直到2012年，才開始有較多的申請人嘗試此項訴求。
工傷待遇爭議，包括工傷認定程序、工傷賠償程序，有13.77%的申請人提出此項請求。雖然僅僅排在第五，但以數據基數來看，這個比例是令人憂心的。遭遇工傷的勞動者比其他勞動爭議中的勞動者更加脆弱無助，但所面臨的法律程序卻更加繁瑣復雜。
《勞動維權現狀分析與發展趨勢預測研究報告》顯示，在所有的維權項目中，16~29歲的勞動者特點最為突出，多項請求的申請率都高于平均值。這個年齡段的勞動者主張權利十分積極，特別是經濟補償金/賠償金、未簽勞動合同的二倍工資、社會保險三項的申請率，顯著高于平均值。北京義聯主任黃樂平在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采訪時認為：“提出這三項請求對申請人的法律知識有更高的要求，一個普通人憑樸素的社會觀念難以想到主張此類權利。與其他年齡段的情況對比來看，這三項請求的申請率是隨年齡增長而遞減的，印證了年輕一代勞動者更具有法律知識和權利意識的觀點。”
北京義聯在維權的過程中曾接觸到這樣一個案例。王立峰等46人是某全國知名電器銷售連鎖公司的內保人員，在公司工作多年。今年年初，公司統一使用保安公司人員替換內保人員，要求公司原有的內保人員全部轉崗到其他部門。王立峰等人因工資待遇等原因不同意轉崗，公司遂采取各種方式變相迫使他們離職，他們要求公司給予一定經濟補償，但公司未予理睬。為了盡快維護權益，王力峰等46人集體行動，在銷售門店打橫幅請愿示威，并在網絡上發布微博、視頻，營造社會輿論，最后成功維護了自己的合法權益，公司按照工齡給予了經濟補償，總額達120余萬元。
“通過與農民工的接觸可以感受到，年紀較長的農民工對自己的農民身份更有認同感，反映到思想觀念和思維方式上就更趨于保守、謹慎和安于現狀。對于不滿30歲的農民工，無論是從外在表現上還是從自我認知上，他們身上的農民色彩都要淡得多。他們在維權過程中表現更為積極、活躍和樂觀，有更強的平等意識。”黃樂平認為，對于融入城市生活，他們有更強的渴望。正因為如此，當現實對于這種融合報以否定和排斥時，當不能感受到平等的待遇時，他們的反應更加激烈，不管是積極的方式還是消極的方式。與長輩們相比，他們維權的動機，除了經濟壓力，更多地摻入了主張權利的因素。(桂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