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作為南水北調中線工程移民遷安首批試點村，魚關村189戶人家從河南省南陽市丹江口邊的淅川縣搬到了150公里外的唐河縣。

　　隔著一片“青紗帳”，從村口遠遠望去，整齊劃一的白色安置房格外醒目，與鄰村高低錯落的普通民房形成鮮明對比，成了移民新村的顯著標志。

　　南陽市是河南省丹江口庫區移民的唯一遷出區和主要安置區，共搬遷移民16.5萬人，安置移民10萬人。為了讓移民能夠在遷入地“穩得住”，經濟發展隨后成為南陽市移民遷安工作的重點。

　　盡管一批批政府投建項目紛紛落戶移民安置村，但尚未變更的土地權屬、移民創業貸款融資難、政府投建項目效益不高等問題，依舊困擾著移民新村的經濟發展。

　　“收入不比老家”

　　今年71歲的王松林分屬于魚關村四大隊，從父親那一輩算起，王家四代人因為丹江口水壩的加高，共搬過四次家。

　　1972年第一次搬家后靠(水位上漲后往高處或后面撤退)，王松林隨父親成了丹江口庫區的第四批移民，住上了國家蓋的瓦房。談起隨后兩次搬遷的具體時間，王松林已記不清楚，只記得大概間隔了四五年、兩三年。直到良田被淹，沒了生計，魚關村才從淅川搬到了外縣唐河。

　　談起這四次移民經歷，王松林說，每次后靠都不知道過兩年又要面臨搬遷，“而每次都不舍得搬，因為搬一回損失一回，最后這次給的安置房是最好的。”

　　王松林共有5個孩子，除小兒子一家隨他和老伴搬到了唐河，另外4個女兒都留在了淅川。與大部分村民一樣，王松林的安置房面積有180平方米，分上下兩層，喝的是自來水，用的是沖水馬桶。

　　除四把柏木椅子，王松林還從老家搬來了幾十根粗細不等的木頭。新家用不著燒火做飯，這些木材便靜靜地躺在院子里的一個角落，好似在向老人提醒著過往的一切。

　　來到門廳，扒開蓋在上面的塑料薄膜，兩口漆黑的棺材赫然出現。這是王松林搬到唐河后特意讓女兒在淅川老家打的棺材，老人說：“這是柏木做的，材料好，只有老家有。”

　　盡管生活條件有所改善，但魚關村村民賈民強(化名)還是覺得自己的生活水平不如從前。“消費大，收入少。以前養牛、養豬都可以，現在沒地方。”

　　在淅川時，村民居住得較為分散，自家院子也較為寬敞，可以圈養一些牛羊。如今按照新農村社區規劃，移民新村民房安置較為集中緊湊，每家只有一個20平方米左右的小院，飼養家畜無從談起。而按照政策規定，為保護環境，移民新村周圍一公里范圍內均不得建設養殖場，不少從前有過養殖經歷的村民在搬遷后放棄了養殖。

　　“收入不比老家。”王松林說。在淅川，他和一些上了年紀的村民靠山養殖，每年能賣十幾只羊、兩三頭牛。牛羊靠山吃山，白天趕到山里就不用再管，不用買飼料，也不用擔心被別人偷走，年輕人則可以外出打工。

　　如今，除了一畝良田和每人每年600元的移民安置費，王松林再無其他收入，主要依靠兒女外出打工掙得家用。按照移民安置政策，魚關村每人分得一畝三分地，比照老家的一畝薄地、幾分良田，王松林對如今的田地較為滿意，而魚關村五隊的村民卻比搬遷前損失了近一半的農田面積。

　　在南陽市宛城區紅泥灣鎮清風嶺移民安置點，移民生活與魚關村大致相同。村民告訴《民生周刊》記者，目前除個別村民自行發展了蔬菜大棚、雞鴨養殖外，大部分村民仍主要依靠種地或打工為生。

　　在總結移民安置區經濟發展情況時，南陽市政府在《后移民時代移民區經濟發展初探》報告中有這樣一段表述：“丹江口庫區移民后續發展穩定工作剛剛起步，移民區經濟基礎薄弱、資源存量少的基礎性矛盾突出；部分移民搬遷后收入臨時減少，生活水平出現暫時下降……”

　　“整個移民安置區內生發展后勁不足。”南陽市移民局紀檢組長吳家寶在接受《民生周刊》記者采訪時表示，搬遷后，移民年人均收入從搬遷前的4000余元已提高至如今的7000多元，主要收入來源依靠的是農業生產和外出打工，而外出打工收入在其中占有較大比重。

　　“不是傳統的鄉鎮企業”

　　按照“一村一品”的構想，針對各個移民新村成熟的集體項目，經村集體、縣移民局或其他形式申報，南陽市政府將撥付一定的專項移民資金用以扶持特色產業發展。

　　唐河黃牛在全國聞名，養牛自然成為魚關村的集體示范項目。2013年2月，一座占地4畝，投入近50萬元的養牛場在魚關村村西建成。通過公開招標，村民王合國以每年2萬元的承包費用中標，成為這座“公辦”養牛場的首位主人。

　　據吳家寶介紹，受移民專項資金扶持的這些項目，立項人可以是本村集體，也可以是縣移民局、市移民局等多種主體，通過公開招標建成后，可以以項目承包的方式，承包給本村村民或村外人員，但無論誰來承包，都要依據合同向村集體支付費用，用以發放村集體福利或其他公共開支。

　　“這不是傳統意義上的鄉鎮企業，而是最大程度上降低移民資金的使用風險，確保農民收益。”吳家寶說。

　　然而，自從承包了政府投建的養牛場，王合國就沒高興過。

　　王合國說，承包牛場前他進去看了一眼，可因為沒有養殖經驗，“沒懂。”正是因為“沒看懂”，原本可以成為政策受惠人的他反而因為牛舍設計的不合理蒙受了損失。

　　《民生周刊》記者在王合國承包的牛場看到，四排牛舍粉刷著白色外墻并配有彩鋼房頂，然而走進牛舍可以發現，從水槽邊緣到牛舍后墻，每一個活動區域只有2米寬，個頭大的成年黃牛只能斜著身子站立，一些糞便甚至直接排到了后窗上。

　　“牛站起來趴不下，趴下了站不起來。”王合國說。因為場地過于狹窄，一些公牛在起身站立時容易發生刮碰，進而受傷感染，而母牛則因擁擠發生了早產現象。承包至今，王合國已有11頭公牛因受傷感染死亡，7頭母牛發生早產。以每頭公牛4000元、每頭牛犢5000元的保守價格估算，王合國已有近8萬元損失。

　　為了減少損失，王合國將每個牛舍的養牛數量從原來的8頭調減到4頭，總數變成了30余頭，是原來的一半。他始終認為，正是因為牛舍設計不合理，才導致自己的牛白白死去。

　　為了討個說法，去年7月，王合國找到村委會，9月找到唐河縣移民局，今年2月又找到南陽市移民局，得到的答復是“正在商量解決”，可至今沒有下文。為此，王合國曾找到設計該牛場的工程師，工程師說：“你這個牛場，設計肯定是不合格的，因為是按照過去的老規格設計的。”

　　損失一直未能得到賠償，王合國也拒絕向村委會支付余下的承包款。因為牛場在村集體用地上建成，所得收益歸村集體所有，因此按照當初設想，每個村民都能從牛場收益中分紅。如今收益中斷，魚關村村支書王文華坦言，村里至今還沒有就牛場收益發放過福利。

　　“5年合同期過后，我肯定不包了，估計別人也不會來包。”王合國說。如今，在距離公辦養牛場幾百米的自家田地上，王合國正在搭建自己的牛場。“我這個牛場占地3畝地，15萬就能建成，還是個半自動化的，養50頭牛沒問題。”

　　除“公辦”養牛場外，受魚關村村民“指責”的“政府工程”還包括剛剛搭好的8個塑料大棚及援建單位打的7口灌溉機井。

　　2012年，某援建單位為魚關村打了7口機井，按照計劃，每口機井將負責澆灌50畝旱地。可據多位村民反映，因為機井打得太淺，建好4年來，從沒使用過，“即使開閘，估計水量還不夠澆一畝地。”為什么不打深些？王文華說，當時上面規定，機井只能打80米深，“村里也沒有辦法。”

　　今年剛入頭伏，魚關村集體生產養殖用地上就蓋起了塑料大棚。“這是縣里的項目”，王文華曾親眼目睹過整個過程，憑借多年的大棚經驗，他認為這8個大棚構架不合理，“鋼架埋得太淺，估計懂行的人不會過來承包。”

　　清風嶺村民馬國珍自2011年搬入移民新村后，就特意去山東壽光學習了大棚蔬菜種植技術，連搭建大棚用的塑料薄膜、石材都是從山東運過來的。記者在他的塑料大棚看到，每個大棚底部都有一圈一人高的石柱作為基礎，石柱向上連接的是弧形塑料管材，用以支撐棚頂。

　　對比馬國珍的大棚，魚關村這8個僅用鋼管作為框架的大棚顯得單薄許多。馬國珍說，用石柱打基礎，能夠保證大棚的穩定性，“每個石柱中間還掛有用以植物攀藤的鐵絲，如果不打石柱，僅用鋼管，不僅占地方，而且承受不了掛果的重量。”用塑料管材，則是為了防止材料經太陽暴曬過熱燙壞塑料。

　　公辦項目未發揮出應有的效益，這一問題在魚關村得到了集中體現，但在一些移民安置區，一些集體項目已經發揮了作用。在社旗縣，目前已有3個移民新村村民從集體收入中拿到了福利“分紅”。

　　清風嶺村民也是集體項目的受益者。據清風嶺村支書馬國祥介紹，按照南陽市移民政策，每個移民除耕地外，還額外分有0.6畝生產養殖用地。為了發揮土地價值，清風嶺將全村共計42.7畝的生產養殖用地集中起來，以集體項目名義蓋起了一座養雞場。

　　受禽流感影響，養雞場效益下滑，后被來自社旗縣的承包人改作養豬場。依據承包合同，初期承包費用為每年20萬元，承包期限為30年，每五年費用上浮5%。

　　“錢一到賬村里就進行了分紅，而且是按照最新的人口情況分的，每人分到150塊錢。”馬國祥說。2011年搬遷初期，清風嶺登記在冊的人口數為873人，三年后，隨著人口出生死亡的結構調整，參與分紅的村民人數已經增加至900人。

　　“哪怕只給政策也好”

　　王合國認為，分布在魚關村的集體項目都已“報廢”，而村里的個人養殖戶卻正在為缺少資金發愁，銀行貸款等融資渠道也往往受阻。

　　“一言難盡。”提到自己的養豬場，魚關村村民王金有滿臉愁容。由于今年豬價行情走低，他的生意一直不好，而最為讓他關心的，則是像他這樣的散養戶能否得到一定的政府獎補，“哪怕只給政策也好。”

　　2009年剛搬遷到移民安置點時，王金友就搞起了養殖，并一度成為魚關村發展養殖業的“招牌項目”，“光接待縣市領導、記者考察就接待了好幾回。”他認為，當初建設養豬場，自己投入了20多萬元，養豬場搞得好，為當地爭了光，可他自己卻什么支持都沒得到。相比之下，政府投資40多萬元建的養豬場如今已改為養兔場，并沒有發揮出項目優勢。

　　魚關村另一位養豬戶趙國華也有同樣的感受。相比獎勵資金，趙國華更希望政府能夠予以政策支持，能夠在村民發展遇到困難時，充當調解人的角色。“多了不說，如果政府能給我10萬元啟動資金，哪怕借給我10萬塊錢，我現在的產值就能翻三倍。”

　　趙國華希望在現有豬舍旁擴建兩個“育嬰室”，以增加養殖規模，延長育豬期，賣出更高的價格。如今，因為無法從銀行拿到貸款，無力擴建場房，趙國華只能早早賣掉乳豬，價格也自然上不去。

　　針對移民種植、養殖貸款難的問題，南陽市政府已經出臺了貼息政策，貼息率達50%，然而因為前期貸款無法順利申請下來，這一優惠政策幾乎形同虛設。

　　“我們出臺了政策，但金融部門有他們自己的考慮，他們也是企業，也要考慮利潤和風險。”吳家寶說。他同時明確告訴《民生周刊》記者，目前移民扶持政策只針對集體項目，對個人項目沒有獎補措施。

　　吳家寶認為，移民資金理應屬于全體移民所有，這筆錢如果拿來獎補個人，對其他移民來說有失公平。而據南陽市移民局另一位官員透露，扶持政策曾經也涵蓋到過個人，但往往成了一項“撒胡椒面式”的政策，效果并不理想。

　　最困擾馬國祥的還是村里發展項目無法抵押貸款。由于移民搬遷占用的是遷入地的基本農田，因此盡管已經落戶三年，清風嶺所有住宅土地的性質依然是耕地，并沒有及時變更為宅基地。“房產部門不認可，沒有房產證，就不能用來抵押貸款。”

　　即使辦下了房產證，馬國祥認為，銀行也會因為移民村的身份而不敢借款。“我們是政策性移民，銀行害怕即使出現違約，也不敢把移民財產怎么樣。”

　　據南陽市移民局規劃計劃科科長張君偉介紹，南陽市移民安置村的大部分土地權證已經變更完畢，整個協調過程非常復雜，需要與國土部門反復溝通。“土地性質變更不僅涉及到南陽，整個南水北調中線干渠地區都面臨這一問題。”

　　面對日益稀缺的土地資源，尤其是生產建設用地，吳家寶希望干渠北端的受惠省市能夠給予移民安置地區更多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