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乎所有認識孫宇晨的人都覺得，他考入北大是個奇跡2007年2月，他因獲新概念作文大賽一等獎而參加北大自主招生面試時，面試官甚至不知道他所就讀的惠州一中位于哪個省份。
在這所在他之前從未有人考入過北大的學校里，他原本是理科生，但因物理成績始終徘徊在二三十分間而不得不改學文科。此后，他的成績有所好轉，但直到高三上學期結束時，仍然排在全年級100名開外。
大一時，他在《萌芽》雜志寫下《一道論證題》，試圖向人們證明“高中可以用一年的時間彌補任何的遺憾，只要你下定了決心”。他在文末留下自己的通信地址，邀請中學生和他一道證明這道題目。文章發表后兩年多里，他收到了接近1萬封信件。
而如今，他即將以北大歷史系總分排名第一的成績結束4年的本科學業。
沉浸于文學世界不可自拔成績在全班穩居倒數前十
整個中學階段，孫宇晨從來都不是老師和同學們眼中的“好學生”。初中時他就讀于一所寄宿制學校，他對3年初中生活的記憶，大多與網游有關。為了玩網游，他常常裝病回家休息，晚上趁父親熟睡后溜去網吧，再在清晨父親睡醒之前趕回家。
中考前他突然“覺醒”，用功學習了半年，跌跌撞撞地考入了惠州一中。
進入高中后，他對網游的熱情驟減，因為他發現了新的興趣點——小說。受在大學中文系任教的父親影響，他接觸了王小波的作品，并因此開始瘋狂閱讀各類小說。他說：“沉溺于小說的每個人都不可避免有一個引誘者，我的引誘者就是王小波。”
在王小波“時代三部曲”的“引誘”之下，他整日沉浸于文學的世界中不可自拔。他如此形容自己的高一生活：
“將課表里的中英數政史地全部改成小說或者是文學；整天待在圖書館不出來；考語文的時候，花半個小時做作文的題目，然后花兩個小時寫一篇3000字的作文交上去，然后就被打了個10分；花一個星期的時間蹲在圖書館寫實驗小說，寫好交給大家評判，只要有一個人說不喜歡就燒掉，如果大家都喜歡就投稿，然后石沉大海；早上的早讀全部改成詩歌朗誦，在全班嘈雜的背古文環境下，舉起白話詩的大旗……”
與這種率性灑脫相伴隨的，是考試成績的紅燈高掛。這其實在所難免——除了班主任的英語課不方便逃課外，其他大部分時間他都在圖書館看小說。全班48個人，他的成績“穩居倒數前十”，老師們對他的期望是“保惠大(惠州大學)、沖汕大(汕頭大學)”。
那時的孫宇晨認為，應試教育和文學理想是對立的，因為二者的根本性質不同，一個是以機械的速度訓練為根本，一個要以才華為根本。在他看來，接受“全面平庸”的應試教育近乎“奇恥大辱”，“有限的時間與精力無法覆蓋諸多不擅長的學科，數學對于一個專于文史的人來說，真可謂是慘痛的悲劇。”他因此而并不在乎考試成績，即使全科掛紅燈也無所謂，只是害怕讓父母知道，“因為他們已經不好意思打我了，畢竟我已經長得比他們還高”。
必須縱身跳入應試教育的河水中盡管也許會將棱角沖刷干凈
帶著二三十分的數學、物理成績，孫宇晨在高二時不得不選擇轉為文科生。此時的他發現自己已不再像高一時那樣不帶任何功利性地“為了看書而看書”，而已經開始渴望得到別人的承認。他堅信自己有著過人的才能，而身邊的很多同學卻“不知道這世界上除了做題還有何物”。
但現實卻不斷地給他挫敗感，“400多分的成績，我連自我安慰的理由都找不出”。
他覺得應試教育總有些使他“備感恥辱”的等級化儀式和細節：按照學校規定，考試時的座位順序要按照上次考試的排名依次排定，他所在班級的教室是第一考場，而他每次考試都要提著書包“灰頭土臉”地挪至第三甚至第四考場。一次考試時，他看到以往一直排在年級前五的同班女生也到了第三考場，他便有點幸災樂禍地去譏諷她，但那個女生只是輕描淡寫地說了一句：“我上次考試期間生病了，英語沒考。”
強烈的碰壁感使他開始考慮與常規的升學之路徹底決裂，他開始想辦法給自己找一條出路，一條不是高考的出路。那時的他覺得，參加高考是對應試教育的妥協，“是一種相當可恥的行為”。他堅信自己的才華能讓自己通過一條不用參加高考的路徑，進入理想的大學。
帶著極高的期望，他先后報名參加了第八屆新概念作文大賽和北京大學的自主招生考試，結果卻黯然落選。這對他產生了極大的打擊，他開始意識到“自己必須縱身跳入應試教育的河水中，盡管它也許會將我這塊石頭的棱角沖刷干凈”。
他為自己定下五項要求：第一是把所有與應試無關的書全部搬回家，只留下一本胡適的晚年談話錄；第二是絕對不進圖書館，所有課程一堂都不能缺；第三是收起對老師的愛憎，以獲得應試的知識為目的；第四是保證晚自修的時間，3小時積極進行應試訓練；第五是制定每天的計劃，并嚴格完成。
帶著450分左右的模擬考試成績和上述五項對自己的要求，孫宇晨進入了高三。他給自己偷偷定下沖刺目標：中山大學，“極限的非分之想”，則是中國人民大學，王小波的母校。
一年時間成功完成從三本到北大的沖刺
孫宇晨執行五項要求的初始階段，成效并不明顯。他覺得在應試教育體系之中，“壞學生”每前進一步，都要付出比“好學生”更多的代價，“眾所周知，這年頭老師都不怎么愿意幫助后進生。”但他覺得自己已經沒有選擇，“就像一個人臨死的時候，他只想活，沒有其他的目的了。”在他看來，到了高三的沖刺期，方法已經是次要的，最關鍵的是態度和堅持。
漸漸地，他的成績逼近了600分，但增長勢頭也就此放緩。他的成績在590分至600分之間徘徊了很久，他意識到，自己陷入了瓶頸期。在廣東省，600分左右的高考成績將意味著他很有可能無法考上重點大學。
而就在此時，他獲得了第九屆新概念作文大賽的復試資格。當時距離高考，還有6個月。
老師和父母都勸他不要去上海參加復試，因為這將讓他缺課至少兩周，對于一個成績正處于瓶頸期亟須突破的高三學生而言，兩個星期的意義似乎不言自明。但孫宇晨覺得自己“理想主義開始重新萌動”，拋下所有顧慮，前往上海參加復試。
事實證明，他作出了正確的選擇。他順利拿到一等獎，隨后的高校見面會上，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程郁綴和招生辦公室主任劉明利看中了他身上的理想主義，給予了他參加北大自主招生的資格，可在高考時于錄取分數線下20分錄取。而這意味著，若想考入北大，他還需要在剩下的5個月內將成績再提高50分。
此后令他感到神奇的是，他此前最頭疼的英語，從參加完“新概念”后的第一次考試起就徹底沖破了瓶頸——此前他的英語成績從未上過100分，而自那次考試起，就從未下過110分。而其他科目的成績，也都在穩步提升。
他后來如此解釋這種“完完全全的飛躍”：每個人的潛能其實往往是被過低的自我預期所壓抑，而過低的自我預期則源于外在制度壓迫。他覺得，應試教育的深層次問題在于分數崇拜，強調全面平庸。“在應試教育話語體系中，所謂好學生皆是成績好的，壞學生皆是成績壞的，分數評價變成了道德價值判斷，人格被分數體系不斷否定，破罐子破摔也不足為奇了。”在他看來，恰如其分的“新概念”一等獎肯定，是成功的關鍵性因素。
在他前進的腳步中，高考如期而至。他最終考出語文115分、數學132分、英語130分、綜合146分、歷史127分、總分650分的出色成績，成功完成了從三本向北大的沖刺。
在北大相對更加寬松自由的學習環境中，他如魚得水。他先習中文，后學歷史，成績穩居歷史系第一。他擔任北大西學社社長，代表北大赴荷蘭海牙參加世界模擬聯合國大會，還曾獲演講十佳稱號。
在那篇引來近萬封回信的《一道論證題》的結尾，他如此寫道：“我相信自己的才華從來沒有被應試教育的河水沖刷殆盡，而是我真正成功地挑戰了應試教育。最后，我僅僅有兩點希望：一是希望有理想的人不要向現實低頭；二是希望大家一起幫我做這道題目，我希望它在你們每個人身上都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