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僅靠伯樂相救
這是一個乍看起來很“伯樂”的故事：一個優秀畢業生，在英語上屢屢兵敗麥城，卻終于在校方慧眼之下，突破制度，獲得學位。對于身陷行政化僵局的中國高等教育而言，這一步確實殊為難得，也無怪乎有網友評論，“成都理工大學為畢業生做了一件難能可貴的、負責任的事情”。“可貴”與“負責”的褒賞，說白了就是對破格舉薦人才的致敬。邵周成的才學，足以對得起一紙本科畢業證與學位證。
我們常說要“不拘一格降人才”，但人才不是天上掉的餡餅，如果沒有不拘一格的人才認定，市環節又如何消費得上不拘一格的人才？從這個意義上說，成都理工大學教學督導組組長姚圣國所寫的《對特別的學生我們最好不放棄》一文，既是民意與歷史所趨，又是教育規律的內在要求。但問題是，如果沒有制度兜底，靠良心與機遇的“不拘一格”，何嘗不是另一種自由裁量的權力？這些年，我們對高考加分與舉薦制度的詬病，顯然不在于其良善初衷、而恰在于令人浮想聯翩的“自由度”。
四六級考試存在弊端
早在2005年，教育部相關負責人在做客新華網回答網友提問時就明確表示，大學英語四六級考試存在弊端，這一點教育部是清楚的，而且正在研究改革的辦法。然而時至今日，改革辦法仍沒有下文。我們不能把邵周成這樣“怪才”的命運寄希望于諸多個“假如”，寄托于教授賞識的幸運，我們需要的是重塑現代大學精神，需要有利于培養杰出人才的教育制度化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