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應對專科及高職高專生源匱乏的難題，各地紛紛增加本科招生比例，尤其是發達地區。如上海，本科招生比例已經超過60%，比落后地區高出一倍。河南的本科招生計劃、本科比例也在3年內增長了10%。但專家認為，但這一措施只是治標不治本的。隨著生源進一步減少，本科也將遭遇生源挑戰。據安徽教委2010年的統計，本科不報道率已經超過10%。
有大學不愿意上，說明考生與家長越來越理智。容易上大學了，或者說大學不用考了，同時，大學畢業生就業困難，這時，家長考生就會考慮是否還需要上大學，有什么用？對此專家表示這是一件好事情。“這種現狀必然會敦促學校從過去的文憑工場中走出來，需要考慮自己的辦學定位，自己的特色，真正的全面提高質量，讓考生于家長愿意選擇。”實際上，目前各個省市都有一些就業情況好的專科或高職學校錄取分數高于本科學校的現象。
另一方面，這一現象也將直接導致高校生存危機，因為體制原因，中國高校對學生學費收入的依賴程度很高，一旦生源不足，高校的倒閉將不可避免。目前一些民辦高校已經陸續關門，高職高專也已經岌岌可危。
北京上北大的機會是河南的46倍，上海上復旦的機會是河南的95倍
各種加分政策備受批判錄取制度的科學難敵公平考驗
上大學容易了，甚至不用考了，“注冊制“入學，客觀上為教育的各項改革創造了條件，但實施起來，任重道遠。
2012年兩會前夕，山東高調宣布，非山東籍考生2014年起可在山東考大學，旋即引起社會各界強烈關注。教育部隨后宣布，2012年底前，全國各地都必須出臺異地高考政策。教育部副部長杜玉波也公開表示，最難的，是在上海、北京。
這一政策之所以備受關注，實際上背后是高招政策中的不平等，背后有一個傾斜的分數線。因為高校布局的歷史原因，以及其他因素，北京、上海考生少，但獲得的高校招生計劃卻非常多，尤其是名校。如2011年，北大在考生大省河南、山東、湖北等地，每萬名考生中錄取不到一個人，但在北京高達32.6人。
2011年，北大在7.6萬考生的北京投放計劃248人，在85.5萬考生的河南錄取60人，兩者相比，北京考生考取北大的機會是河南考生的46.5倍。而這還不是最夸張的。復旦2011年在6.1萬考生的上海錄取340人，在85.5萬考生的河南錄取50人，兩者相比，上海考生生上復旦的機會是河南考生的95.8倍。
同樣，在改革一試定終身的問題上，更為科學合理的政策在執行過程中將遭遇公平的考驗。“教育規劃綱要“對高招改革明確了清晰的路線圖，但在實施中，必將遭遇艱難的挑戰。比如錄取制度，規劃綱要明確提出了改變以分數為標準的思想。其實從80年代起，為調整只看分數造成的偏差，教育部就啟動了保送生制度。后來又出現了一些與此思路相似的加分政策，如學科競賽，體育、民族等。但根據教育在線的調查，超過90%的考生家長建議取消一切加分，原因是造成了不公平。2011年，四川獲得加分資格的考生中，有93%是因為少數民族身份獲得的加分，這一極端的數字背后，說明民族身份的水分不小。而民族身份的取得，不是教育部門能管理并決定的。同樣，給了優秀運動的加分照顧，但同樣無法保證相關部門給予認證的二級運動員完全真實可靠。
同樣，規劃綱要明確提出“考試社會化”，這一改革方向同樣存在理論上科學，實施上艱巨的困難。在目前的嚴防死守下，試題還屢屢泄密，如果一旦變成考試社會化，試題的泄密范圍程度，有可能出現失控的局面，高考的公平性將遭遇嚴重危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