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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格是大學校規一以貫之的原則
“高校制定出一些被人們看來比較個性、另類的校規，其出發點往往是為了結合實際，更好地教育管理學生，是與時俱進的表現。”四川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教授吳定初說。吳教授對中國教育史頗有研究，他認為新世紀以來大學校規發生的演變，體現了國家政治、經濟、科技、文化等多領域的深刻變革對教育產生的沖擊和影響，同時也是高校為適應學生群體的變化、公民權利意識的增強所作出的應對。
據吳定初介紹，自古以來，中國高等學校(學堂)的校規都會根據時代的變化作出相應調整，但有一條始終沒變，那就是嚴格。“嚴格規范是大學校規一以貫之的特點。”
記者通過查找資料獲知，校規是伴隨學堂出現的產物。我國歷史上第一部校規，是春秋戰國時期的《弟子職》，其中詳細規定了學生應該如何對待老師、同學，如何對待學業，以及在學習過程中應盡的義務。
到了宋代，大量書院出現，隨之產生了若干“院規”。例如著名哲學家朱熹出任南康太守時，重建了白鹿洞書院，其在白鹿洞書院講學期間制定的“院規”，也提到了書院的辦學目標，學生應該如何學習，老師應該如何施教等內容。
明代以后，書院遍布各地，科舉制度進入鼎盛時期，各個書院的“院規”也進行了相應調整，增加了如何進行考試及對學生的獎懲辦法等內容。
到了近現代，中國人師夷長技，開始創辦新式學堂，學校的規章制度也融會了一些西方學校的要求，且更加翔實。如《北大校史》中提到，蔡元培時期的校規，除了對教師的任職條件、行為舉止、教育教學等進行要求外，更多內容是對學生的規范，包括學生選拔、學習管理、日常行為規范、課余生活、思想道德等。
“總的說來，解放前的高校校規都特別嚴格。拿清末民初的女子學堂為例，所有學生在校期間都不得隨意出入校門，即便是放學，也必須有人接送。”吳定初說。
新中國成立后，大學校規繼續秉承“嚴格管理”的特點。“7年燈火，每周40小時包工式課程……”這是去年10月，四川大學華西醫學中心(原華西協和大學)百年校慶時，一位上世紀50年代畢業的川大校友向記者描述的他當年讀書時的情景。他談到，學校當時對學生入學、注冊、選課及學分、編級、留級、考試、成績記錄、缺席等均有嚴格具體的規定，許多學生一入醫學院的大門就開始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嚴苛的規定讓許多向往醫學的青年學子望而卻步。
吳定初是恢復高考后的第二屆大學生，他在西南師范大學(今西南大學)的學習經歷也證實了當年校規的嚴厲。“每天幾點起床，宿舍什么時間關燈，什么時間上課、下課，校規都有明確規定。就連學生期末哪天離校，學校都有統一安排，如果哪位學生提前離校了，下學期開學時，就會被輔導員找去談話。”
對人們普遍關注的大學生戀愛現象，吳定初回憶，當年學校的態度是“不提倡、不反對”。他說，由于剛剛恢復高考，學生年齡普遍偏大，平均年齡在25歲上下，個別學生還結了婚、有了孩子。對這群大齡學生的戀愛、求偶需求，學校雖然沒有直接反對，但都勸說他們要以學業為重，等快畢業時再考慮談婚論嫁。
如此嚴厲的校規，學生難道就不反感、不反抗、沒有異議？“準確地說，反感談不上，頂多是不習慣。”吳定初說，迄今他都想不起當年有哪條校規讓他感到反感，也并不覺得哪條校規和他有針鋒相對的矛盾。
“原因或許是那時我和同學們都有一個觀念，學生就應該遵守學校的規章制度，即便有一些不便，但學校的出發點是好的。”他還告訴記者，那個年代讀書不用花家里一分錢，年輕人又剛剛獲得讀大學的機會，所以特別珍惜學習機會，十分勤奮，恨不得每天呆在教室里讀書，所以感覺不到校規的約束。
讓吳定初費解的是，現在有些大學生靠父母出的學費上學，每天花著父母給的生活費，卻不珍惜學習的機會。一些學生沉迷于網絡游戲，一些學生將大量時間花在談戀愛上，一些學生報怨學校的管理太嚴格，盼望早日走出校門、進入社會。“這實際上是浪費了很多人夢寐以求的大學時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