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行動促改革 異地高考破局在即提要
接近教育部的人士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教育部在推行隨遷子女就讀地高考改革時遇見的最大阻力就來自地方政府，但中央部屬院校的一半以上資金卻又要依仗地方政府。這些原部屬院校劃歸北京管理之后的首要任務就是加大在北京地區的招生名額。
異地高考破局在即？
有關隨遷子女就讀地高考的改革建議，雖然眾說紛紜，但不以戶籍而以“學籍地”作為高考的原則成為建議者的共識
3月3日，列席全國政協十一屆五次會議的教育部部長袁貴仁接受媒體采訪時透露，異地高考改革方案已進入“最后沖刺階段”。并表示，用不了十個月方案就將出臺。這被認為是對一年前袁貴仁對方案出臺時間表的回應。
此前2月23日，國務院辦公廳發布《關于積極穩妥推進戶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全面放開了地級市的戶籍制度。這一天，上百名教育公平志愿者家長要求面見教育部長袁貴仁未能如愿。一年前，袁貴仁曾稱隨遷子女就讀地高考方案正在調研。
2月29日，山東省宣布，從2014年起將允許非戶籍考生在山東省參加高考。這是在湖北有關異地高考方案去年“胎死腹中”之后，首個明確進行隨遷子女就讀地高考改革的省份。
但這種讓志愿者家長們興奮的消息尚未捂熱，就被全國政協委員、教育部副部長杜玉波第二天的一席話潑了冷水。杜玉波表示，“不能影響北京、上海當地考生的權益”。他認為解決異地高考的問題之所以難，就難在“既有要解決的問題，又有不能碰的問題”。
民間行動促改革
在教育部長袁貴仁接受采訪的十天前，上百名志愿者到教育部門前要求面見袁貴仁。從2月6日起連續13天，隨遷子女家長代表在每個工作日向教育部袁貴仁部長送出一封邀請信，邀請在23日之前能與隨遷子女家長代表座談。
非京籍家長“一生何求”(網名)22日向單位請了事假，準備23日與志愿者家長們一同去教育部。這一天，也是家長們第20個月到教育部呈情的約定時間。此前，每個月的最后一個周四，志愿者家長們都會到教育部呈情。
“一生何求”向《中國新聞周刊》回憶，9點半左右，大概有300多位家長志愿者和10多家媒體記者，陸續進入教育部信訪辦那個隱蔽的院子里，接待廳、小院和那個曲折的通道上站滿了人。在接待廳的桌子上，排列放著8本厚厚的簽名冊，共計8.8萬個簽名。
一個小時之后，五名家長代表抱著簽名冊走入會談室，見到了上個月接待他們的教育部學生司的一位處長。這位處長稱，家長們的信已經送達并反映上去，但沒有得到部長的指導意見。此次是辦公廳安排職能部門接待。
家長隨即提出家長們的基本訴求：2012年6月底前出臺解決隨遷子女高考政策，并在全國范圍內取消高考戶籍限制，依據學籍認定高考報名及錄取資格。這位處長向家長表示，這個問題教育部領導都很重視，心里都很著急。
但這位處長也坦承，會不會取消戶籍限制以學籍為主，這個問題很復雜，能不能達到他無法表態。他承認家長們的行動對他們的工作有一定的促進作用，從去年就開始加快步驟。但訴求能否滿足得協調各省。“有一個省不同意，就沒法出臺政策”。
除了每個月最后一個周四的教育部呈情，志愿者家長們還時刻不忘到地鐵、商場等地進行簽名行動，以爭取更多的支持。根據教育公平網站（www.jiaoyugongping.com）顯示，截至3月13日中午，簽名支持隨遷子女就讀地高考的人數已經達到95021人。
背后的支持者更為龐大。第六次人口普查結果顯示，中國現有2.2億人離開戶籍地遷居異地工作和生活。2010年，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在流入地小學和初中就學的人數已達997.1萬。
高考高地與洼地
關于解決隨遷子女高考問題，在袁貴仁回應之后，全國政協委員、教育部副部長杜玉波表示，“既想到要解決隨遷子女的考試問題，又不能影響北京、上海當地考生的權益”，并稱難點就在于“既有要解決的問題，又有不能碰的問題”。
分析人士認為，杜玉波之所以強調北京、上海當地考生的權益，是因為目前中國的高考現狀中，存在著高考“高地”和高考“洼地”。北京、上海等地屬于“錄取率高，教育水平高”的高考“洼地”。這兩個地區正是目前要求解決隨遷子女高考呼聲最高的地方。
京滬本地人的一個普遍擔心是，一旦實行隨遷子女就讀地高考，是否會造成大量的“高考移民(微博)”，從而導致侵犯本地學生權益的問題。但知名時評人童大煥稱，這僅是為了解決隨遷子女與父母一起的權利，而非為了高考洼地的教育資源。
首先需要厘清的問題是，隨遷子女就讀地高考和人們擔心的“高考移民”是不同的。袁貴仁在兩會現場就曾向將其圍個水泄不通的記者們糾正了這個概念上的不同。“所謂的異地高考其實是一個專有名詞，指的是不在這個地方上學卻在這里參加高考。”
按照袁貴仁的解釋，他稱的異地高考就是人們所稱的高考移民。袁貴仁解釋說，但隨遷子女父母所要主張的是，“父母在這里務工，達到一定年限，孩子在這里上學能夠就地高考。”目前中國的高考移民，主要集中流向青海、海南等“高考錄取率高，教育水平低”的省份。
另一個問題是，北京、上海等地的考生權益來自于目前不平等的高考招生制度。據《北京日報》報道，2011年北京僅本科錄取率就高達58.2%，比高考大省山東、江蘇、廣東、湖北等高出10多個百分點，比湖南、安徽等高出20多個百分點。
這種不平等的教育權尤其體現在國家重點大學的錄取比例上。以2005年為例，清華大學(微博)、北京大學(微博)分配給北京的指標就有851個，分配給河南省的指標只有171個，如果以當年人口的占比而言，北京和河南考生被北大清華錄取的機會相差30倍。
為何在招生名額的分配上會有如此大的差距？一位接近教育部的人士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教育部在推行隨遷子女就讀地高考改革時遇見的最大阻力就來自地方政府，但中央部屬院校的一半以上資金卻又要依仗地方政府。
《中國新聞周刊》查閱的北京市教委相關資料顯示，2008年北京市新評定的347個北京市重點建設的學科中，部屬高校159個，占45.8%。而1998年高教體制改革之后，北京有北京工商大學(微博)、北方工業大學等多所原部屬院校劃歸北京市管理。
這些原部屬院校劃歸北京管理之后的首要任務就是加大在北京地區的招生名額。以北方工業大學為例，這所全國招生的院校原本在北京地區的招生比例不到10%，但在1998年劃歸北京市管理之后，逐漸增加到40%，再到如今的70%以上。
一個很明顯的變化是，這些院校在劃歸北京之后，學校的建設資金獲取能力大大提高。這種利益互換的結果是，進一步鞏固了北京等地的教育資源“特權”。
承載力之說待商榷
最近的地級市戶籍放開和隨遷子女就讀地高考改革等問題，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承載力均被提出。但有觀點稱，城市承載力是個偽問題。要改革，經濟、技術都不是問題，關鍵是理念問題。
教育部長袁貴仁表示，隨遷子女就讀地高考不意味著完全開放，而是存在“條件準入”：一方面要考慮城市的承載能力，另一方面也需要家長滿足在當地工作等條件。教育部的官員們稱，尤其要考慮北京、上海等城市的承載力。
但北京的承載力真的到了極限嗎？國家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研究員袁崇法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表示，中國城市的承載力大小不是完全取決于自然資源賦予的承載能力，而是更多得受到城市權力附著的資源承載力的影響。
在他看來，權力大的地方承載能力相應就大。他以東京等地為例分析說，北京市區人口密度的確過大，但北京行政區域內并不存在承載力極限的問題，北京還有很大的承載空間，并非2000萬人就到頭了。“承載力只是城市管理水平不高的借口。”袁崇法說。
那么，這些大城市的教育資源是否也到了承載的極限呢？
21世紀教育研究院(微博)副院長熊丙奇(微博)研究發現，2005年上海全市高中在校生為30.8萬，2008年下降到19.3萬，下降幅度達到三分之一，其中部分中心城區由于人口減幅與人口導出疊加，高中招生規模銳減，甚至出現“空心化”趨勢。
而北京亦是如此。相關數據顯示，2008～2009年的小學招生數為110440人，其中外地戶籍學生44973人。熊丙奇稱，假如高考制度不變，每年將有更多的外地學生，被迫在小學畢業或初中畢業之后返回戶籍地求學，而北京的高中則在門可羅雀中關閉或整合。
囿于目前的高考制度，外地戶籍學生在北京小學、初中和高中階段的比例呈下降趨勢。根據2002年的統計，北京市基礎教育階段借讀生共有16.80萬人，其中小學占全市在校學生總數19.40%，普通初中為5.21%，普通高中為1.99%。
根據《北京高等教育未來的展望和預測》，到2016年，北京的整個高中畢業生人數將急劇下降到41513人，而2006年的歷史最高點為9.30萬人。這份預測稱，按照現有的招生計劃，到2016年，北京的招生計劃將出現近2萬人的剩余。
一方面是擔心放開隨遷子女就讀地高考會帶來北京、上海等城市的承載力難題，一方面卻是兩地的高中教育已經出現“空心化”的問題。其實，仔細研讀山東省有關隨遷子女就讀地高考破冰的背景，同樣是高中生源在大量減少。
北京市屬的北京聯合大學，這所每年在北京招收8000多名高中畢業生的大學，在無法擴大外地招生的前提下，開始研究《面對生源減少的嚴峻挑戰與我們的對策分析》。而那些反對隨遷子女就讀地高考的人們，卻還在維護已過剩的教育特權。
破局需頂層設計
在向《中國新聞周刊》分析隨遷子女就讀地高考改革難以破局的原因時，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稱，根源就在于1977年之后的“國家主義”的教育觀。他解釋說，理想的招考應是考生與高校的直接對接，而非現在需要教育部門招生辦的中間環節。
北京大學教授張千帆，是去年聯名上書總理呼吁取消有關“學生在戶籍所在地報名參加高考和招生”規定的15位公民之一，他稱中央要有統一的方案，可以給地方自主權空間，但空間不能太大，尤其是時間方面。“改革必須到位，否則會出現新的歧視。”
張千帆等人有一個相關的課題研究小組，這兩年一直在調研有關隨遷子女就讀地高考的問題。2011年10月29日公布的《隨遷子女輸入地高考方案》就有張千帆等人的指導。張千帆向《中國新聞周刊》表示，這個方案只是個權宜之計的應急方案。
事實上，有關隨遷子女就讀地高考的改革建議，《中國新聞周刊》采訪多次的相關研討會均未能給出一個統一的答案，但不以戶籍而以“學籍地”作為參加高考的原則達成了共識。中央民族大學(微博)法學院教授熊文釗呼吁，隨遷子女就讀地高考改革需要頂層設計。
熊文釗對《中國新聞周刊》說，袁貴仁所稱的有條件的解決，實則是在還清舊賬。因為在北京，外地戶籍的學生已經可以讀初中，但因為不能在北京高考，高中階段的學籍不被承認，需回原籍地。“這種連續性如何解決？”他建議，教育部的統一方案需要有公眾的參與，要有多方聲音，不能關起門來做方案做調研。
教育部教育發展研究中心教改研究室副主任王烽一直在參與高考制度改革。他曾向《中國新聞周刊》透露，教育部很贊成改革，而地方政府在利用戶籍手段回避問題。“但是，如何影響了本地考生的權益，地方政府并沒有給出相關的調研數據支撐。”
事實上，在《中國新聞周刊》參加的研討會上或對有關專家的采訪中，以及本地人和外地人在網上的論戰中，記者發現，有關隨遷子女就讀地高考改革的爭論，都是建立在立場和理念層面上，并沒有具體數據來支撐。
而有關改革的分歧太多，比如是否要恢復統一高考。
在熊文釗看來，調整各地招生配額，可以協調地方利益。但最終還是要統一高考制度，目前的分省高考制度掩蓋了很多不公平的問題。但儲朝暉稱不能靠統一高考來解決問題。他建議，類似美國哈佛大學這樣有專業團隊招生的方法即高校自主招生是個不錯的路徑。他坦承，目前的高校自主招生試點進展艱難并被異化。熊丙奇也贊成統一測試基礎之上的高校完全自主招生。
現在的改革建議目標太分散，儲朝暉擔心這些“打補丁”式的辦法會引來新的問題。他說，從長遠看，改革應系統地從體制上徹底解決。要有一個公平的標尺，即不傷害學生成長。“不解決完全由政府操控的教育問題(國家主義教育觀)，就難以實現公平。”儲朝暉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