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英語教育的過程應當是文化的選擇與再生產。英語教育涉及中華文化與他文化如何交流的問題，故而英語教育應該同時擔負起對外拓展交流空間，對內認同民族文化的重擔，以達到文化交流的“自養(yǎng)”與“抵抗”。
英語教育必須涉及文化選擇與再生產問題。一方面是英語教材編撰者把可供選擇的文化內容限制在一定的語境與場域內，確定社會存在所必需的信念、態(tài)度和技術等，把符合受教育者的認知和個性結構，符合所在社會的文化環(huán)境，符合所在社會利益的最優(yōu)秀的文化因素提取出來，厘清不同層次文化之間的橫向結構與縱向關系，以保證相關文化因素間的相互溝通和各級文化層次間的前后連貫。另一方面，英語教師對教材中的文化內容還有一個提煉的再生產過程。英語教師以學生最易接受和理解的方式將該文化中社會成員共享的知識體系、價值觀念和精神追求傳遞給學生。這種模式不僅涉及學生如何接受英語國家歷史上創(chuàng)造出的文化遺產，即強調從舊有的文化傳統中吸取社會規(guī)范、倫理秩序等文化資源，還重視與強調學生如何受益于這些文化知識，從而獲得文化交際的內核，適應變化的文化環(huán)境，賦予所學文化新的文化意蘊，實現對文化的再生產。
其三，英語教育的評價應當是文化的檢測與審視。目前英語教育的評價過多地倚重量化，而很少采用質性的評價手段。這個質性檢測與審視包括考察英語課程資源中文化內容的價值觀與時代性以及英語教師授課中的文化導向，考察學生在英語學習中表現出來的情感態(tài)度、價值觀念和跨文化意識以及他們接受英語教育后所具有的國際視野和對祖國的責任感和使命感。英語教育的任務一定不能局限于僅僅講授或傳播語言和理論知識，而是還需建立一種新的文化表達形式與對待世界的新態(tài)度，需具有開放與包容的心態(tài)，以保證文化知識不被限制在死板的系統性組合和簡單授課的機械行為中，而是總為文化的表達與發(fā)揮留出空間。英語課堂一定不能成為固守僵化的教學范式與傳授經典語言知識的中心，而應成為倡導靈活的教學模式、不同文化的碰撞、懷疑和辯論并且尊重與傳播文化的場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