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層家長：孩子只有上大學才有前途

　　每天放學后上籃球課，周六上午學奧數(shù)、周六下午學新概念英語，這是賀小紅給兒子排的課外課程表，她的兒子目前在北京東城區(qū)的一所公辦小學上五年級。

　　和很多北京家庭一樣，賀小紅和她的兒子已經(jīng)卷入了越來越提前的小升初競爭漩渦之中，為了能上一所好中學而殫精竭慮。

　　但和很多北京家庭不一樣的是，賀小紅是一名沒有北京戶口、沒有房子的外來務工人員。因為沒有北京戶口，賀小紅一直在擔憂，不知道兒子在北京的求學之路能走到哪一天。與那些有學歷、收入穩(wěn)定但同樣“飄”在北京的白領不同，賀小紅和丈夫來自農(nóng)村，她在一家事業(yè)單位的食堂工作，丈夫在一個餐館做廚師，因此，他們還會時常為一家人的生計發(fā)愁。

　　三重壓力疊加在一起，讓賀小紅過得很辛苦。收入本就不高，還要拿出其中大部分送兒子上課外培訓班，可賀小紅覺得這一切都值得，因為她內心有著一個強大的信念：不能讓兒子輸在城鄉(xiāng)這條分界線上。

　　記者最近在采訪中發(fā)現(xiàn)，在北京的課外培訓大軍中，出現(xiàn)了越來越多像賀小紅兒子這樣的外來務工人員子弟。教育焦慮在社會各個階層蔓延，擁有著較多社會資源和話語權的家長生怕自己的孩子“往下掉”，而生活在社會下層的父母，則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更上一層樓”。像賀小紅這樣雖然在大城市打工，但并沒有真正跳出“農(nóng)門”的年輕父母，更加渴望能通過教育改變孩子的命運。

　　社會底層家長擔心孩子“長大后你就成了我”

　　曾經(jīng)有一首膾炙人口的歌曲，名為《長大后我就成了你》，唱的是孩子對長輩的敬意，然而，在現(xiàn)實生活中，很多家長最大的恐懼就是“長大后你就成了我”。

　　今年本命年的邱翠華又拿出了賬本，在大女兒名字后面寫上了“40000”。上周，大女兒大學的最后一個學期開學了，邱翠華為大女兒寄出了最后一筆錢。4萬元是大女兒大學三年的費用合計，“老大的錢終于花完了。”

　　邱翠華跟賀小紅一樣，同丈夫一起從農(nóng)村出來在北京打工。生性好強的她從18歲起就想在北京闖出點兒名堂，怎奈只上過小學、又沒有什么技能的她很難實現(xiàn)夢想。

　　自從有了孩子之后，邱翠華重新燃起了希望，“他們一定得出來，不能再像我倆那么沒出息了。”

　　她把孩子送進了家鄉(xiāng)最好的寄宿制學校。邱翠華有3個孩子，二女兒文文今年高三，小兒子國慶現(xiàn)在正在上初二。“文文和國慶每年的學費和住宿費大約都是1.2萬，再加上大女兒每年的1萬多，每年光他們上學就得將近4萬元。”

　　教育改變命運。而聽著“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長大的中國人更加相信，擁有“知識”，便擁有了與命運抗衡的力量。

　　自己的生活經(jīng)歷讓賀小紅對這個話深信不疑。

　　賀小紅的丈夫在家中排行老二，上有哥哥下有弟弟。當年丈夫上中學時，家里感到同時供三個孩子讀書實在吃力，老大已經(jīng)上大學了，不能半途而廢，弟弟年紀小，除了上學什么都干不了，最終犧牲了他。

　　“現(xiàn)在哥哥、弟弟都有了學歷，在北京工作、安家了，就剩下我們了。他們再怎么幫我們，很多東西也改變不了了。”賀小紅說。

　　在賀小紅看來，丈夫十多年前的那次犧牲，失去的是改變命運的機會。現(xiàn)在他們跟兄弟兩家?guī)缀跎�活在兩個世界。

　　好在賀小紅所在的食堂屬于一家文化單位，領導對她很照顧，“領導當初要是說‘帶著孩子你怎么上班呀？’我就沒辦法把孩子帶出來了。”賀小紅說。

　　當然，希望通過教育這個渠道實現(xiàn)向上流動的不僅僅是農(nóng)民，還有生活在城市中的其他弱勢群體。

　　然而現(xiàn)實情況是，通過這條通道改變命運已經(jīng)越來越難。

　　2010年，《人民日報》即刊發(fā)了文章《社會底層人群向上流動面臨困難》指出，農(nóng)民等社會弱勢群體在教育、就業(yè)等方面都出現(xiàn)了向上流動的困難。他們中進入重點大學的比例越來越少，成為國家與社會管理者的機會也在逐漸減少。

　　近兩年，這種流動困難愈發(fā)明顯，直接導致了慌亂、恐懼等情緒在這一群體中蔓延，最普遍地表現(xiàn)在家長對孩子不理智的強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