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其莘浙江人文大講堂來了一位帥哥。他是風靡全國的《新概念英語》主編，是英美文學專家，是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博導，中國人民大學外國語學院外聘院長，他叫何其莘。
在浙江外國語學院文三校區小禮堂，何其莘作了題為“中國高校英語專業教學的歷史回顧和展望”講座。很多從小學就開始學英語的大學生，那天才知道，中國人正兒八經在學堂里學英語，已經有150年歷史。
歷史回顧
我國第一所外語學校，是1862年創辦的京師同文館
在清末，隨著“洋務運動”的興起和清廷外交活動的日益頻繁，外語開始作為一個學科正式列入學校的教學計劃。
我國第一所正規的外語學校是1862年創辦的京師同文館。
京師同文館創辦的第一年，只設立了英文館，從八旗子弟中招收了10名學生，校舍就設在總理衙門內，隸屬總理衙門管轄。
第二年，京師同文館又設立了法文館和俄文館。之所以先開設這3個語種，也是因為當時清廷外交的需要。
在19世紀60年代，要動員中國青年去學習外語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因為幾千年孔孟儒家的熏陶，上至朝廷官員，下至平民百姓，都認為只有漢語才是“華夏正音”，學習其他國家的語言則“非王之道”。
到19世紀90年代，清廷有官員提出，“同文館的學生文字雖精，語言不熟，每有臨時傳述而洋人茫然不解者，令其與洋人對面交談，誠有不解之時。”說白了，就是筆譯可以，口語不行。于是就開始派學生隨大臣出訪，去當時清廷駐英、法、德、俄4國使館見習。
所以，我們今天在中國教外語時碰到的問題，我們的前人在100多年前就遇到了。
1898年京師大學堂成立，也就是北京大學的前身。1901年同文館并入京師大學堂，改名為京師大學堂譯學館；此后不久，譯學館又脫離京師大學堂，改由學部大臣直接管轄。一直到了1903年，我國的高校和中學才普遍開設了外語課。
改革開放政策，大大地推動了我國外語教育，經濟建設和對外開放的需要，使外語幾乎成為最受歡迎的學科，在全國范圍形成了長達30余年的“外語熱”，這是中國教育史上從未見過的現象。
盲目擴招，大學英語教學近10年明顯下滑
有兩個例子足以說明英語專業近10年來的發展速度：一個是學位點的增長，一個是招生人數的增長。
20世紀90年代末，我國具有英語學士學位授予權的院校是200多所；在2004年變成了598所；到2011年有959所。現在全國上千所本科院校中，大概除了部分音樂學院、體育學院、藝術院校等尚未設立英語專業，其他學校幾乎無一例外地都在招收英語專業本科生。
在招生人數上，現在有一種比較普遍的現象：重點院校、外語教學歷史悠久、師資力量相對雄厚的院校，基本保持了10年前的招生規模。但是，地方院校、新建院校和新升格的本科院校則在大規模擴招。
比如說，復旦大學現在還是堅持每年只招一個班的英語本科生，清華大學每年兩個班，北京外國語大學4個班96個學生，但中部地區一個市屬的第二師范學院竟然每年招收1500名英語專業本科生。
無限制地設置學位點和盲目擴招的后果之一，就是英語從20世紀末一個社會公認的熱門緊俏專業，到2011年被列為“畢業生最難找工作”的十大專業之一。
我對高校英語專業教學的評價，基本來自2006-2008年，在全國范圍開展的高等學校英語專業本科教學評估中暴露出來的問題。目前存在的主要問題集中在以下6個方面：
第一、有些院校的英語專業，長期以來閉門辦學，有很大的盲目性。
第二、有相當數量院校的英語專業負責人對英語(英語語言文學)專業的學科內涵不清楚，他們制訂的學科發展規劃，沒有很好地遵循外語學科的基本規律。
第三、有些院校英語專業的課程設置和《高等學校英語專業英語教學大綱》的要求有一定距離，他們過多關注所謂“復合”專業的知識(特別是國際經貿、國際金融等帶有“國際”字頭的課程)，而忽視了英語專業知識課程和人文學科課程。
第四、教師數量不足，師生比離教育部的規定還有相當差距。而且在評估專家聽課過程中，我們發現有相當數量的教師，自身的英語水平有問題，講課當中的語病很多。
第五、部分院校英語專業學生的英語基本功差，語言綜合運用能力低下。
第六、部分院校的教學管理混亂，質量意識比較差。舉一個比較極端的例子：在一所“985工程”院校，專家組抽調了近三年21門課的試卷，結果發現其中9種試卷卷面上根本沒有一絲一毫教師批改的痕跡，只是一個紅筆寫的印象分。
在近幾年的英語專業評估過程中，我們看到的這些問題證明了一個現實，那就是高校英語專業的教學質量，在近10年中有明顯下滑的趨勢。
外語教學，要讓學生向世界推介中國文化時有話可講
為了扭轉這個局面，對于我國高校英語專業的教學，我想提出以下建議：
第一、排除一切干擾，專心致志地搞英語專業的學科建設。
最近幾年，社會上對高校英語專業頗有微詞，提出了不少質疑，比如說，“英語不是一個獨立的專業，僅僅是一種工具”，“中國學生在英語學習上花的時間太多”；“由于英語學習占去了太多的時間，學生的漢語水平下降了”……我們國家這樣大，有這樣那樣的非議并不奇怪，但是，我們的英語專業教師、教學管理人員和學生，完全不必因為這些議論而放緩我們學科建設的步伐。
第二、21世紀，外語教育應該肩負起向世界推介中國文化的重任。
究竟什么樣的成果，才能真正有效地向世界推介中華文化呢？我認為，簡單地把中國文化的經典作品直接翻譯成英文，并不能解決這個問題。為了落實中華文化“走出去”的戰略，作為各院校的英語專業，我們要對教學做出適當調整：在本科教學中注意克服學生的“中國文化失語癥”，讓學生真正了解自己的祖國，了解中華文化瑰寶，談起祖國的文化就有話可講。同時，還要在教學實踐中加強中譯外和英文寫作訓練，要使我們的學生，起碼是部分學生，有能力用準確、地道的語言承擔起傳播中國文化的重任。
第三、制訂外語教育中長期發展規劃。
第四、發揮外語專業評估的宏觀調控作用，遏制專業點增長過快的局面。對不符合評估指標體系中規定的辦學條件的院校，責令暫停招生，甚至撤消其學位點；堅決淘汰一批不合格的獨立學院中的英語學科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