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兄的兩個孩子今年一起高考，分數出來后，不甚理想，復讀了一年的侄子才考了360多分，侄女更少。堂兄不止一次在我面前抱怨：怎么現在農村的孩子考個本科還這么難？我則總是無言以對。的確，來到北京之后，滿大街盡是大學生，高學歷一抓一大把。去年畢業找工作的時候，更是感受到自己一個本科學歷，恐怕以后在北京不好混了。一邊是滿城盡是高學歷，另一邊則是擠破了頭也擠不出幾個大學生，這究竟是怎么了？
近些年，網絡炒火了不少概念，各式各樣的“二代”便是網民們的杰作。2009年，杭州“欺實馬”事件，引爆了公眾對“富二代”這個群體的憤怒；2010年的“我爸是李剛”則將“官二代”推上輿論的風口浪尖。至于為什么會出現這類現象，分析和評論的文章放在一起恐怕能出一屋子書了。其中一個比較有說服力的分析視角，便是權力市場經濟的出現，導致社會轉型期的不公正日趨明顯。直白點說，就是30年的改革開放將蛋糕做大了，但是在蛋糕的分配上卻出了問題。
我承認，將仇富和仇官兩種情緒攪在一塊說，怕是有些不妥。然而，執政黨的一個重要施政理念便是“以民為本”，《人民日報》更是語重心長地強調各級官員要傾聽民眾的聲音。“貪官當道不好，奸商欺世也不好”，這可以看作是底層民眾對一種樸素正義的追求。即便老百姓的話不乏情緒化，也不可以讓他們的聲音“沉沒”，因為既然“領導”做得不夠好，就要允許“群眾罵娘”。其實，老百姓過日子并沒有過多的奢求，“生活有奔頭，活出個人樣來”就夠了。所謂“有奔頭”，學術的表達就是“有上升渠道”，往細里說，就是一個人即便生活在底層，通過后天的個人努力，沒個好爹也能闖出一片天來。至于“活出個人樣”，說的則是一種“底線人權”——吃飽喝好有地方住，不被有權有勢的人欺負。這樣的要求不算高吧？然而，即便是這樣的低要求，落實到每一個人尤其是底層民眾，又談何容易？
在這里，僅舉“農二代”一例，對，又是“二代”，然而這類“二代”卻少有人注意，放到全社會，他們是沉默的一群。“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按道理，教育是提升一個人上升的重要途徑，然而，在教育產業化的大潮下，對于農村的孩子來說，“知識改變命運”的機會是越來越少了。據統計，在高等教育學費的大幅度提升之后，高校生源發生了結構性改變。1996年以前，中國高校生源農村占60%到70%，城市占30%到40%；隨著這幾年學費的持續高漲，2003年，農村生源縮減到40%至50%，而且呈現繼續縮減的趨勢。而這個比例到今天恐怕更小。沒辦法，“農二代”已經輸在起跑線上了，教育資源分配的城鄉差距到底有多大，名校里越來越少的農村學生就是一個重要指標。
“父望子成龍”，為了從根上解決下一代的問題，農村的父母真是“起早貪黑，流血流淚”供孩子讀書，使勁把他們送出農村。據筆者的觀察，近些年來，這樣想這樣做的父母怕是越來越少了。因為，他們發現，很多鄰居家的大學生，畢業后找不到工作的大有人在，找到了收入也不見得比那些早早棄學出去打工的孩子多。那些大學生的父母，發現知識也不一定能改變命運；至于城里找不到工作的“農二代”，除了抱怨自己沒個好爹外還能作甚？就業機會的不均等，就業資源分配的不公正，叫他們怎能不仇官、不仇富？
進一步說，那些稍顯幸運的“農二代”找到了工作又怎樣呢？撬不動的戶籍制度，讓人找不到自己的“故鄉”；居高不下的房價，更是磨滅了年輕人的夢想。一個好的社會和制度，不外乎創造可能性。可是對“農二代”來說，上升的路卻越走越窄，因為階層早已固化，而不受監督和制約的有權有勢者，又往往利用自己的“獨特優勢”，去攫取越來越多的社會資源，甚至還要把這些資源留給自己的下一代。
古語云：“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雖然這里邊的“官本位”意識我不甚贊同，但是科舉制度確實為“庶民”成為“士人”創造了一個相對公正的機會。白巖松說，“沒高考拼不過富二代”，可是，在教育資源和就業資源分配不均衡的情況下，有了高考，“農二代”也不見得能拼過富二代。(大公中原新聞網記者 袁訓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