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要休息一下”
從深圳工廠生產線上滾落下來的白色盒子(譯注：指iPad包裝盒)上都印有“在加利福尼亞設計”的字樣，但如果沒有象梁娟(音譯)這樣的數十萬中國內地和中國臺灣工人的集體工作，那么這種庫比蒂諾(蘋果總部所在地)式的集體精神什么都不是。
梁娟今年26歲，我們看到她時，她從頭到腳都被一件防塵的“兔子裝”包裹在內。過去三年時間里，她一直都負責用一把小鑷子翻轉微小的攝像頭。
“你每天都會想些什么？”我好奇地問。“我不會想太多其他事情，”她回答道，“因為管理很嚴，而且我們忙于工作，沒時間想其他事情。”
但在成都工廠的另一條流水線上，周曉瑩(音譯)承認：“有很多次我都覺得自己太累了。”在每一個輪班中，她都要把同樣的動作重復約6000次，那就是拿起一臺iPad的外殼，銼平標志性的鋁質蘋果商標輪廓的毛邊。她每個月都要回家一次，坐兩個小時的公共汽車去望父母和孩子。
“我想要休息一下。”她說道。
在過去多年時間里，整個世界都會對蘋果產品的獨特性感到驚奇。每當有新產品推出時，這些產品都會從蘋果商店逐步延伸至各個城市街區中去。在短短的一代人的時間里，這些產品就已將一家車庫中的創業公司變成了全球市值最高的企業。
但是，在蘋果粉絲去年購買了超過1700萬臺電腦、3800萬部iPod、4000萬臺iPad和9300萬部iPhone的同時，沒有任何外部人士曾看到過生產這些產品的流水線。而現在終于可以了。
一名曾在蘋果供職15年的富士康高管承認，他覺得如果不是發生了致死的爆炸事故和自殺事件，那么《晚間報道》很可能不會有機會來到這里。這話真是令人吃驚。
“你們能來到這里，一部分是出于公開性的要求，一部分是為了學習，還有一部分原因是富士康正在作出改變。”前蘋果高管、現為富士康CEO郭臺銘顧問的胡國輝說道。“當然，你們可以說，我們本應在五年前就開放(工廠以供參觀)，可是在五年前，我們低調而神秘，沒人知道我們，而且我們做得很好。為什么要開放？”
我問道，對富士康來說，是不是在發生這些致死的悲劇以后，才讓這家公司重新考慮其對待工人的方式？“我認為絕對是，絕對的，沒錯。”他說道。“你知道，成功是失敗之母。由于我們已經取得了如此大的成功，那么就這個意義上來說，就應該是每個人看起來都很開心。對吧？”
我們在夜色中抵達香港，又驅車兩小時抵達深圳。在30年前，這是一個小漁村，但在中國宣布將其開辟為“特別經濟開發區”以后，這里的人口現在已經超過了紐約市。
富士康工廠位于這個城市的中央，我們在拂曉時到達這家工廠，正是這座規模龐大到激動人心地步的廠區迎接第一線曙光的時候。
富士康是中國最大的出口商，僅有中國政府聘用的人員總數多于這家公司。從營收方面來說，排名在這家公司以下的10家競爭對手的營收總和還比不上富士康。蘋果可能是富士康最著名的客戶，但富士康同時還為索尼、戴爾、惠普、IBM、摩托羅拉、東芝及其他大品牌生產大量產品，但每條生產線的細節都完全保密。
為了生產Xbox、PlayStation和亞馬遜Kindle等產品，這個廠區聘用的員工總數多達23.5萬人，與佛羅里達州奧蘭多的人口大致相當。
無論向何處看去，每個工廠和宿舍，乃至每個樓梯井和中庭，都布滿了防止自殺用的安全網。
在2010年春天，富士康工人的一系列自殺事件橫跨了三個月的時間跨度，有9名工人跳樓自殺身亡。近年來，共有18名富士康員工了結或試圖了結自己的生命；鑒于富士康龐大的公司規模，其自殺率遠低于中國平均值。但胡國輝告訴我，當工人們開始扎著堆地跳樓自殺時，庫克曾召集一個精神病專家團隊來征求意見。專家建議架設安全網，認為這有可能會拯救那些沖動的跳樓者。
大約就在同時，富士康還開設了一個咨詢中心，但當我造訪時，等候區中僅有零零星星的幾個人。一名咨詢師告訴我，這些天來工人們更有可能是來處理身份證遺失事宜，而不是接受抑郁癥的心理輔導。
“那么，為什么會發生那些慘劇呢？”我問道。“原因很多。”她回答道。“許多學者正在進行研究。當然，一些(自殺事件)肯定與管理有關。但是，更多的肯定與來自于農村地區的新一代移民工人及其心理狀態和處理與社會關系的方式有關。還有就是，在這里想要交朋友比較困難。”
然后就要說說爆炸事故了。去年，兩座iPad廠房中分別發生的兩次爆炸事故導致77人受傷和4人死亡，當時工人們正在拋光iPad，而空氣中的可燃粉塵發生了爆炸。
“鋁塵處于某一過高的水平，然后就發生了這起事故。”胡國輝告訴我。“我們吸取了很多教訓，因此已對許多生產流程進行了改進。所以，如果你現在有機會回去看看，那么就會發現根本看不到人，我們已經改用機器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