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個原因是現行統考統調的考試錄取方式不夠科學。當前這種統考統調錄取方式，未能從源頭上區分考生的特殊能力，客觀上起到了壓制學生主動進行選擇的自主權。雖然在復試過程中各招生學校均特別重視對考生能力與特長的測評，但到那個階段再進行這種測評實際上已經晚了。這是因為，由于在初試統考階段考生無法對最終能夠考進哪個學校做出預見，從而無法從一開始就將自己所具有的特殊能力展示出來。結果，難免出現一旦清華北大不錄取就不得不選擇其他學校的現象，和一旦已經做出選擇的學校仍未錄取，就不得不被迫再選擇一個更低層次的學校的現象。這樣一來，考生的特殊能力和興趣就被壓制或者扭曲了，學校也很難真正成為學生專業偏好和特殊能力的集合。
第二個原因是現行培養模式的單一性。中國MBA的培養方式主要通過模仿美國模式建立起來的，有此學校還借鑒了一些歐洲或澳大利亞的培養方式。
第三個原因可能與我們過于重視既定知識的傳授、輕視學生智慧與能力的開發有關。很多人有這個判斷。我也基本贊成這個判斷。我們的MBA教育確實存在著重課堂教學、輕課外拓展的傾向。這種傾向的存在，可能既與我國現有教師的知識和技能結構有關，也與我國MBA教育體制機制創新與推動不足有關。因此，必須對現行培養方式和教學模式進行改革，并由此大幅度提升我們所培養的MBA研究生的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以及成功引領企業發展的能力。
毫無疑問，MBA教育產品的差異化并不否定MBA教育本身的標準化。恰恰相反，MBA教育產品的差異化始終是以教育標準化為基礎和前提的。但問題是，如果有MBA教育的標準，且教育過程也達到了標準的要求，但由此形成的產品沒有足夠的差異，那么，這種產品就不可能形成品牌效應，從而也就不會形成真正的市場競爭力。在這種情況下，要培養大批能夠引領中國企業順利實現更大發展的高級專門人才，即便不是一句空話，也很難成為現實。
因此，必須深入探究MBA教育產品差異化的邏輯基礎。研究表明，任何產品的差異化，其基礎都是專業化。專業化的歷史前提是分工。分工本身就是生產力。對此，經濟學鼻祖亞當？斯密曾做過生動的描述。他在其《國富論》中曾舉了一個生動的例子，說的是在倫敦郊外的一個小山村里有一個制針廠，廠里共有二十來個工人，在沒有分工時，每個工人每天能夠制作二十顆針。后來，由于把整個制針過程分成了18道工序，分別由18個人分別完成，結果每天每個工人平均制作的針竟達4000顆之多。僅僅一次分工，就使這個工廠的勞動生產力提高了近200倍！為什么產生這么大的變化？歸結起來就是兩個字：“分工”。分工不僅是生產力，同時也是競爭力。
分工的動力來源是市場。市場則是人和人之間的交換關系。人和人之間為什么會發生交換？就是因為我有而你沒有。而在交換中最能顯示出效率的，便是建立在分工基礎上的協作。分工、協作、交換是構成市場的基本元素。“賣比買難”是市場經濟與產品經濟主要區別。中國改革開放前曾經是采購員滿天飛，改革開放后出現了推銷員到處是，而且買者買時還要得到一定的回扣。賣者之所以愿意讓出這樣一塊利益，就是因為市場需求決定著市場供給，因為市場需求的多樣性決定了市場供給的多樣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