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教育部、國家發改委聯合下發了《2012年全國研究生招生計劃的通知》，計劃招生規模達到584416人，人數是2003年的2.18倍，這意味著我國研究生年度招生規模10年擴招一倍多。
就在今年的4月20日，教育部明確提出，今后公辦普通高校本科招生規模將保持相對穩定，持續長達13年的高校本科擴招將畫上句號。
教育部在對大學本科擴招踩剎車的同時，又攤大了研究生教育的“大餅”。 而當前大學教育質量下滑，形成了“一蟹不如一蟹”的貶值鏈也是不爭的事實。人們不由得想問：研究生不斷擴招，高校如何保住教育質量？我們的人才培養，如何才能越來越好？
“摻了水”的教學質量
就讀北京某理工大學的王霖博士，簽約了航天部下屬的研究院，現在他天天盼的是拿到畢業證，早點去工作。“現在的日子是倒計時了。”一想到不用給“老板”(導師)打工了，王霖心里就泛起隱隱的快意。由于當初在本校讀碩博連讀，王霖已經給“老板”打了五年工，現在還在帶著導師門下的學弟學妹一起開工。幾年來，王霖及其同門幫導師完成了不少項目，每個月導師會按照他們的勞動情況發幾百到兩三千元不等的酬勞，“大頭都被‘老板’賺去了”。
王霖留心觀察，發現不少導師都會經常在外邊接項目，并把項目分解給門下的博士，每個博士再帶領老板門下的一些研究生形成一個小團隊工作。
與王霖有著類似煩惱的在讀研究生不在少數。到研究生層次，有的師生關系已經異化為一種赤裸裸的“雇傭關系”，學術水平根本就難以提高，這已經成為人們公認的事實。
王建民教授曾經就“擴招中的碩士研究生培養質量問題”做過專門的調研。在對高校導師的調查問卷中發現，經濟、法律、管理等熱門專業，一位導師名下的在校研究生數超過20人的比較常見。另外，一些教師為了增加收入忙于在外“走穴”，開辦或參與各種培訓班、輔導班，一身兼多職。這種結果，只能使研究生的質量下降。
一位大學的中文系教授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回憶起上世紀80年代末讀研究生的時光，“那時候導師總共才帶4名學生，我們經常在導師書房聆聽老師授課，到飯點大家圍在一起吃飯，其樂融融。現在我每級帶三四個研究生，總共帶了15名學生。我自己還要做學術研究，分身乏術，實在做不到對每個學生都悉心培養，并且現在研究生自身的能力也有很大問題，能踏實做學問的太少。”
這位教授指出，擴招給高校研究生教育帶來的負面影響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教育資源緊張，包括師資力量、科研設備、經費等；二是生源門檻降低，學生整體水平下降。
與本科生的培養模式不同的是，對于研究生培養質量來說，核心的保障措施不是形式上的各種規定，而是真正的導師負責制，即導師對學生的招生、培養方式、培養內容、培養質量真正負責。然而，我國高校對老師的評價缺乏合理的監督和評價機制，并不看帶學生的質量如何，而是看“參加過科研工作或發表一定水平的論文、著作”。
研究生擴招在一定程度上稀釋了教育質量，在導師越來越“忙”的同時，研究生的論文也越來越“水”。在教師層面，他們共同的感受是很多研究生無心向學。5月17日，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張鳴發表博文《走過場的大學》，稱“無論是設計，還是論文，都是糊弄，而且已經糊弄很長時間了”，“ 很多答辯會，就變成恭維大會，你好我好，大家都好”。
張鳴認為，出現這樣糊弄式的教育，關鍵是體制原因，高等教育從本質上講，是個嚴進寬出的結構，“加上這些年擴招，大學膨脹，蘿卜快了不洗泥，寬出，就更加寬得沒邊”。
就業不樂觀凸顯定位之惑
距離畢業僅剩下不足一個月，北京某大學歷史系碩士林彥還在為工作糾結：選擇在北京做社工還是到山東老家一所縣中學當歷史老師。
林彥有些后悔當初的選擇，本科畢業時，一門心思考研，當年沒考上還在家拼了一年。現在林彥想當老師，結果發現不僅北京的學校招老師標準苛刻，連老家臨沂市的中學也拒絕她，僅有一所縣中學向她拋出橄欖枝，林彥自嘲道：“沒想到兜兜轉轉，以為自己飛高了，結果4年以后還得回到原點。”歷史之類基礎文科專業在市場并不受歡迎，林彥及其同學能選擇的面比較窄。“當社工，好歹戶口能解決，可是這么多年的專業就這樣荒廢，我有些不甘心。”
近日，北京青年壓力管理中心發布中國大學生就業壓力調查報告。報告顯示，從近4年的數據看，大學生就業壓力呈下降趨勢；與去年相比，今年本科生、碩士生、博士生的期望月薪普降千余元。
研究生降低了期望月薪，但是用人單位對學歷的期望值越來越高，人才高消費成為就業市場的普遍現象，不少單位甚至出現學歷“查三代”的情況。
